刘凤琴听到这儿冷笑一声。
“姓王的，你少给我在这儿花言巧语，你十里八乡，你打听打听，哪有正经人家把自己的闺女嫁给死人牌位的？
玉全他是为国尽忠的，可国家也没亏了他呀，二百斤小米儿，三百六十块钱，还有这每一个月五块钱的补助，不都到你们兜了吗？
这王玉全死了，不还是一直在孝顺你们吗？你自己的儿子，结婚生子，那不是你们当父母的责任吗？凭啥要卖我闺女？
这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我闺女嫁个死人，后半辈子就......
雪还在下，细密如絮，无声地覆盖着南锣鼓巷的屋檐与石阶。我站在纪念林中央那棵最老的槐树下，手中握着一封刚收到的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来函：**“春风计划”档案全票通过评审，正式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信纸很轻，却压得我指尖发颤。
我仰头望着这棵曾见证过四十七人誓言、埋藏过无数秘密的老槐，忽然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回头一看，是陈默。他拄着拐杖，穿着一件旧棉袄，领口磨得起了毛边，脸上却带着少见的笑意。
“你知道吗？”他说，“昨天晚上，我梦见晓月了。”
我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点头。
“她坐在树下读诗，还是那首《致橡树》。她说：‘我们不是依附，是并肩生长。’然后她抬头看我，说：‘告诉他们，别再为我哭。我活过的每一秒，都值得。’”
风穿过林间，吹动枝头积雪，簌簌落下，像一场缓慢的告别。
我将联合国的信放进铁盒，与其他信件一同埋回原处。临盖上盖子前，我又添了一张字条：
>“你们的名字，已被世界记住。”
第二天清晨，纪念馆外排起了长队。不是游客，而是一群年轻人，手里捧着照片、日记、信件，甚至还有烧毁后拼凑起来的残页。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人坐了三十个小时硬座，只为亲手交出一段被藏匿多年的故事。
第一位是个穿灰呢大衣的女孩，二十出头，眼神坚定。“这是我母亲和她恋人三十年的通信。”她把一摞泛黄的信递给我，“她们从没在一起过，但每封信开头都是‘亲爱的’。去年我妈走了，临终前说：‘把这些交给能懂的人。’”
我接过信，发现最上面一封写着：“1983年5月4日，晴。今天我又在图书馆看见她。她低头看书的样子，像春天本身。”
中午时分，一位白发老人坐着轮椅被推来。他是赵承业的学生，如今已是退休医生。他带来一本手写病历簿，里面记录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同志群体秘密接生的经历。
“那时候没有合法身份，孩子上不了户口。”他声音沙哑，“但我们想办法用假名登记，藏在妇幼保健站的废档里。这些孩子现在都长大了，有的成了老师，有的当了兵……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
我把这本病历扫描归档，并在展板上写下一句话：
>“生命的起点不该是谎言，而是爱。”
傍晚，周野从杭州赶回，背着画具，风尘仆仆。他没进屋，直接走向外墙，支起梯子，开始绘制新壁画。这一次，画面不再是过去的悲怆，而是未来的图景：一群孩子围坐在槐树下，听一位老人讲故事；旁边有男教师牵着丈夫的手走进校园；一对跨性别者抱着新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