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云南大理一家养老院的护工提供线索：院中有一位八十九岁的失语老人，每晚睡前都要抚摸一张没有面孔的老照片，口中喃喃“志国……志国……”。
我和陈默立刻启程前往。
老人蜷缩在轮椅上，白发稀疏，眼皮低垂，右手因中风微微颤抖。当陈默拿出李志国的照片时，她浑浊的眼睛忽然睁大，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响，像是试图说话。我蹲下身，握住她的手：“您是沈昭吗？李医生托我们来看您了。”
她的眼泪瞬间涌出。
护士说，她已十年未流过泪。
我们在她房间找到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里面藏着三样东西：一枚磨损严重的钢笔，一本《飞鸟集》泰戈尔诗集（扉页写着“赠昭，志国1962”），以及一封从未寄出的信：
>“昭：
>他们说我不能再接触你，说我们的关系‘危害公共秩序’。可我知道，真正的秩序，是人心中的善与真。
>若有一天你读到这封信，请相信，我从未后悔爱你。
>即使世界将我们定义为错误，我也愿做那最温柔的错。
>??志国1975.3.17”
信纸边缘有烧灼痕迹，显然是从火中抢出的残片。
我们将这封信影印三百份，连同沈昭近照，寄往世界各地的合作机构。哈佛大学立即将其收入“性别抵抗文献特藏”，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公开表示：“这是人类情感史上不可磨灭的证词。”
而沈昭本人，在见到我们的第七天清晨，安详离世。临终前，她紧紧攥着那本诗集，嘴角带着笑意。
葬礼在大理举行。我们遵照她早年留下的遗嘱，将骨灰撒入洱海。岸边，周野带着一群艺术学院学生，现场绘制巨幅壁画：李志国与沈昭并肩站立，身后是漫天飞舞的槐花，远处隐约可见南锣鼓巷的老屋轮廓。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周野说，“爱不是罪。”
秋天来临时，《四十七棵树》出版单行本，首印五十万册，三天售罄。出版社紧急加印，并推出盲文版与手语解说视频。更令人意外的是，新疆文旅厅主动联系，提议在乌鲁木齐原康复站遗址建立“记忆公园”，园中将复刻南锣鼓巷纪念林的四十七棵树，并设立永久展览馆。
“我们不能改变过去，”厅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但我们必须直面它。否则，文明就失去了根基。”
与此同时，民间自发兴起“种树运动”。上海弄堂口、成都宽窄巷子、广州骑楼街……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小型纪念林，每一棵都挂着铭牌：“纪念一位未能自由去爱的人。”
最远的一棵，种在挪威奥斯陆。一位中国留学生在当地华人协会支持下，于市中心公园栽下一株国槐，并立牌：“献给1976年雪中婚礼的所有新人。你们的勇气，照亮了世界的冬天。”
2029年元旦，央视新年特别节目《家书》邀请我作为嘉宾。主持人问我：“林老师，您觉得‘记住’这件事，究竟有多重要？”
我沉默片刻，从包里取出佩佩的木匣，打开，拿出那张泛黄的电击室墙皮碎片，上面依稀可见一个歪斜的“爱”字。
“各位观众，”我说，“这是一个女孩用指甲在墙上刻下的字。她被电击致晕，醒来后继续刻，直到手指血肉模糊。她不知道未来是否会有人看到，但她依然刻下了。”
镜头缓缓推近那道血痕般的刻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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