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论”，奴隶们再被压榨再惨不忍睹，也不可以反抗夏朝，否则就是反抗天！商朝的“神鬼论”，一切都是鬼神的意志，奴隶主是遵从鬼神意志，鬼神既背书了合法性，也赋予了执法权，也剥夺了反抗权，因为你不可以反抗鬼神。商鞅变法法家的摒弃善政德政论，认为善政会导致奸民，因此摒弃一切善政，要烧毁儒家诗书，用严酷法令治国，用立功、法律来管理国家社会。
因此，道德对于统治，不是必需品，而是辅助品。
德治理论当然是一种进步，是统治者成功的好途径，但要分清主次，谁是成绩谁是途径。衡量标准应该是以成绩，而不是以途径为标准。赵构再有德治措施，成吉思汗再凶暴，赵构也无法获得高于成吉思汗的评价。因此，对于帝王，衡量不能用道德为标准，应以功业为标准。
这是古代政治，现代政治更是如此。
更加没底线，更加赤裸裸！
没办法，西方政治观念中，道德本身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关于西方文明道德水平如何，不妨先看一看两位名人的观点：其一，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不无担忧地指出：“我们虽然在技术上已进入原子时代，但道德上却仍停留在旧石器时代。”即，汤因比认为西方道德还在万年之前。
其二，1960年英国蒙哥马利访华时，教员曾经指出：“西方人的道德标准太随意了，他们走到哪里，哪里的道德标准就降低。”
网上，有人宣称“我抽烟、我喝酒、我滥交、我喜欢逛夜店”、但结论却是“我是好女孩”，比这个还荒谬的是西方文明，在过去500年内“我杀人、我放火、我殖民、我抢劫、我欺骗”、但结论却是“我最道德”。虽然没做过这些事的国家未必“道德”，但做了这些事情还宣称“我最道德”，显然就是最大的不道德。
所谓“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以其行为而论，说西方文明缺“德”并没有冤枉它。问题在于：西方文明为何缺“德”，背后原因何在？
其实就是西方缺位轴心时代。
所谓“轴心时代”，由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提出，指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一历史时期，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这一时期人类文明出现重大突破。轴心时代的轴心文明主要是中国、古希腊、印度等少数几个。轴心时代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关注“人”，比如孔子“仁人、爱人”，墨子“非攻、兼爱”等。后世中国人文道德框架体系，是在春秋战国时奠定的，不光有相关理论，而且还有实现的标准，西汉董仲舒将孔孟的君子标准总结为“仁义礼智信”。古希腊的人文道德体系，虽然没有中国这么完善，但也开始关注“人”，也有一些道德建设。
问题在于：即便古希腊真的存在，即便欧洲宣称“古希腊文明是欧洲的纯洁的童年”，但一方面如今的欧洲人并不是古希腊人的后裔，也不是罗马人的后裔（罗马时代，现在欧洲人还是蛮族），一方面欧洲是在文艺复兴时才“发现”阿拉伯人保存、翻译的古希腊典籍，此后只是吸收了部分古希腊思想，不是、也不可能完全继承古希腊文明。因此，西方没有经历过轴心时代的爆发，自然也没能早早的开启重视“人文”的时代。当然，没有经历轴心时代并非重点，因为接下来依然可以开启人文时代，建立相应的道德体系。
根据西方历史记载，罗马时代基督教成为“国教”，此后到启蒙运动，宗教都一直统治着欧洲，王权需要来自教会代表的“神意”的认可，否则就没有合法性。因此，这一阶段总体为“宗教统治时代”，那么此时西方有没有建立道德体系呢？首先，圣经中最大的道德是信仰耶和华，十戒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反之，最大的不道德是不信耶和华，异教徒是没有道德的、是野蛮的，恰如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所说：“如果没有上帝，道德何以可能？”因此，有没有道德的第一前提是信不信耶和华。其次，圣经中也有一些道德要求，比如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等”等，但总体比较零碎，远没有到形成体系的程度，更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同时，中国有完整的道德体系，圣经中自然没有、也不允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