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侦查。
这一套法律组合拳下来，效果立竿见影。许多之前叫嚣得厉害的“精神日本人”和“殖人”，在收到律师函时，瞬间就怂了，忙不迭地删帖、注销账号，甚至有人试图私下联系卖惨求饶。法律的威严让这群习惯于在匿名网络世界里肆无忌惮的老鼠，第一次感受到了现实世界的冰冷铁窗可能近在眼前。
杨简知道，仅靠法律程序，过程还是有点拖沓，且最终惩罚对于许多躲在屏幕后的蛆虫而言可能不痛不痒，他等不了，也不能忍。他要用更直接的方式，让他们体会到当“精神日本人”和“殖人”的代价。他授意微博、番茄和天眼科学，特别是掌握着大数据和先进技术分析的团队，对这些“精神日本人”和“殖人”进行了一些非正式的，但又不明确触犯法律边界的操作。
某些技术高手“自发”地通过技术手段，精准地定位了一批跳得最欢、言论最恶毒的“精日”、“殖人”头目的真实身份信息，包括姓名、工作单位、职业、甚至部分家庭住址。这些信息并没有被大规模公开散布——那本身就是违法的——但却“恰到好处”地泄露给了他们所在地的网友群、社区论坛、尤其是他们所在单位的公共邮箱或上级主管部门。
想象一下，某事业单位、国企、甚至私企的公司邮箱，突然收到一封匿名邮件，内容是其员工xxx在网络上发表大量否认金陵大屠杀、辱骂爱国人士、精日的极端言论截图证据。附言可能只有一句：“请贵单位核查此人思想品德是否符合岗位要求。”
这种压力是巨大的。没有任何一家正规单位愿意雇佣一个有着如此极端、扭曲且公开表达反社会、反民族立场的人。这不仅是个人道德问题，更可能给单位带来巨大的负面舆论风险。于是，一场场内部的“谈话”、“教育”开始了。轻则警告、检讨、扣罚奖金，重则调离重要岗位、暂停晋升，甚至直接以“严重违反职业道德”或“给单位造成恶劣影响”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那些被“精准点穴”的人，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社会性死亡的困境。亲戚、朋友、同学、邻居看他们的眼神变了，从以前的普通熟人变成了“那个网上骂自己祖宗的汉奸”。社交媒体上的现实朋友纷纷取关、拉黑。小区业主群里可能有人“不经意”地讨论起“我们小区好像出了个精神日本人”。甚至出门都可能被人指指点点，遭遇冷眼和唾弃。这种无处不在的道德审判和社交孤立，远比罚款和短暂的拘留更令人窒息。
还有一些更“巧合”的事情发生。例如，某个极度活跃的“殖人”突然发现自己申请信用卡被拒、贷款审批受阻；或者其经营的小网店突然遭到大量“合规性”投诉而被平台暂时封禁调查。这些麻烦不大不小，却足以让其焦头烂额，深切体会到“祸从口出”的含义。
所有这些“暗面”的操作，其实都算是杨简第一次用，以前他是真没这么生气过。精准、高效、狠辣，且几乎不留任何直接证据指向他自己。聪明大概能猜出这背后是谁的手笔，但没人会点破，一方面是因为没有证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那些人确实犯了众怒，杨简做了许多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在明暗手段之外，杨简极其擅长利用和引导舆论大势。
一直以来，杨简与众多主流媒体保持着良好关系，他旗下的业务也与许多媒体有合作。此次事件，官媒本就站在历史正义和民族情感一边。在杨简团队适时的信息提供和沟通下，官媒的声援更加密集和有针对性。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铭记历史，不容魑魅魍魉歪曲》，严厉批判网络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和精日言论，强调依法打击的重要性。
《光明日报》发文：《文艺工作者的历史担当与民族情怀》，高度肯定杨简的计划，斥责那些攻击者为“文化上的无根之萍”。
央视新闻频道在专题报道中，直接引用了一些打了马赛克的恶劣言论截图，主持人义正词严地点评：“网络并非法外之地，任何挑战民族底线、亵渎历史的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和道德的审判。”
这些定调性的文章和报道，彻底剥夺了那些攻击者的舆论空间，将其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无数大V、历史学者、法律专家、政治评论员、影视评论人纷纷跟进，从各个角度剖析批驳那些荒谬言论，形成了一场全民性的舆论围剿。他们用逻辑、用史料、用情感，将那些“殖人”的言论撕得粉碎。
有了主心骨和明确方向，广大网友们的反击更加有组织、有效率。他们不仅举报、驳斥，还自发创作了大量讽刺漫画、段子，极尽所能地嘲讽和挖苦那些“精神小日子”，使其彻底沦为笑柄。例如，将他们的言论p成表情包，配上“我不听我不听，皇军就是没错”之类的文字，广泛传播。
部分精神小日子见国内舆论场已无立锥之地，便试图转进到推特、脸书、油管等国际社交媒体，用英文或其他语言继续诋毁杨简，散布“极端ZZY”、“正府宣传工具”等陈词滥调，企图博取国际反华势力的同情和支持。
然而，他们严重低估了杨简在国际上的个人影响力。
杨简凭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