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人以嘲笑掩饰，有人以硬币赎买，有人悄悄落泪。嘲笑者看见了自己的冷酷，落泪者看见了自己的慈悲——就像文学原本就该让麻木者惊醒，让骄矜者低头，让温柔者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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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自巴士底狱倒塌那日起，便惯于在废墟上审问自身。我们的父辈曾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又在皇帝的鹰旗下重新下跪；他们曾把圣像扔进塞纳河，又在圣母院的回声中痛哭。
如此反复，岂不正是一场长达九十载的怪胎秀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段畸形历史诞下的怪胎，带着旧制度的胎记与革命的伤疤，却还要在第三共和国的晨曦里佯装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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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说文学应追求“真善美”——我无意反驳这神圣的三位一体，只想追问：真，是否只容得下匀称的五官善，是否只眷顾健康的四肢美，是否在畸形面前必然转身离去倘若如此，那么美也太怯懦，善也太市侩，真也太贫乏。
雨果先生在《巴黎圣母院》里让卡西莫多敲钟；戈蒂耶在《莫班小姐》里借异装者之口嘲笑道学；左拉先生让矿区肺痨者发出悲鸣。他们何曾害怕过怪胎相反，他们深知，唯有把怪胎置于光下，才能让庸常之恶的阴影无处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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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或许担忧，这样的文学会把社会引向“感官的放纵”与“趣味的败坏”。恕我直言，巴黎的趣味早已败坏——在交易所的铜臭里，在官场的媚笑里，在沙龙精致而空洞的恭维里。与其担忧文学败坏趣味，不如担忧趣味败坏了文学。
倘若我们连一个虚构的怪婴都无法容忍，又如何容纳现实中那些因贫困而佝偻的织工、因梅毒而溃烂的兵士、因饥饿而眼窝深陷的儿童怪胎并不制造丑陋，只是暴露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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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请允许我回到马戏团。在马戏团散场的夜里，我曾见过一个侏儒把观众遗落的束拾起来，编成小小的环，送给门口卖栗子的老妇人。那一瞬，我懂得了何谓高贵：高贵不是拒绝怪胎，而是在怪胎身上认出自己；不是捂住眼睛，而是在骇异中依然伸出援助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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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布冬亦如此。所有巴黎人都会看到，他将在小说里被抛弃，又被爱重新拾起；他将用婴儿般澄澈的瞳孔，凝视那些衰老、贪婪、怯懦，却仍闪烁着温柔之光的灵魂。
所谓怪胎，不过是命运写错的一行诗；而爱，会以笨拙的韵脚把它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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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您仍坚持要把本雅明布冬赶出文学的殿堂，那么请便。巴黎容得下他！当夜色降临，坐马车的贵妇和刚下班的工人会用不同的口音谈论同一个怪婴——有人骂他，有人爱他，但再也不会有人对他无动于衷。
对于一部刚刚诞生的小说，还有比这更奢侈的命运吗
而我，将在一旁向您脱帽致意——感谢您，让怪胎成为钥匙；感谢您，让巴黎重新学会在骇异与慈悲之间，寻找人的位置。
莱昂纳尔索雷尔
1879年5月16日，巴黎】
写完以后，莱昂纳尔将它交给了艾丽丝：“誊写以后，你把它寄出去。”
艾丽丝拿过稿纸：“要寄到哪里”
莱昂纳尔想了一下：“《费加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