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到天竺州，那陵提婆王亲自组织官员学习《大衍历》。他命人将新历翻译成梵文，在各州张贴，还特意在曲女城的州学开设“历算课”，由瞿昙罗的弟子传授新历的推算方法。有老农用新历指导播种，发现按“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的口诀下种，秋收时产量竟比往年增了一成，不由得感叹：“大唐的历法，比婆罗门的占星更灵验！”
次年正月初一，日食如期而至。长安的太史局、曲女城的观星台同时观测，结果与《大衍历》的推算分毫不差。那陵提婆王在给李承乾的贺表中写道：“新历推行半载，天竺州农耕有序，节庆分明。百姓见唐梵历法相合，皆叹‘日月同轨，天下一家’，对大唐的归属感愈发深厚。”
更令人欣喜的是，《大衍历》的影响渐渐超出了历法本身。天竺州的商人按新历中的“黄道吉日”安排商旅，发现与长安的集市日期完全同步，贸易效率大增；两国的僧侣根据新历确定法会日期，唐僧赴菩提伽耶时，总能赶上当地的佛事活动；甚至连民间婚嫁，都流行在历书上同时查唐历的“宜嫁娶”与梵历的“吉祥日”，觉得这样更显圆满。
瞿昙罗因修历有功，被李承乾册封为“太史局司天台少监”，赐居长安。他在长安娶妻生子，儿子瞿昙悉达自幼研习唐梵历法，后来成了大唐着名的天文学家。有次瞿昙罗带着儿子登上观星台，指着夜空中的星辰说：“你看那北斗七星，唐人称之为‘帝车’，天竺人叫它‘七仙人’，名称虽异，指的却是同一组星。历法也是如此，唐梵虽殊，终是同观一轮日月。”
这日，李承乾在御花园召见瞿昙罗与僧一行，见案上摆着两地的历书——长安的《大衍历》与曲女城的梵文译本并排而放，如两位老友并肩而立。“朕听说，天竺州的百姓如今既过清明扫墓，又过佛诞浴佛？”李承乾笑着问道。瞿昙罗躬身回道：“正是。官方依新历行春耕、纳赋税，民间则保留佛俗，两相无碍。百姓都说，这样既遵了王法，又顺了信仰，再好不过。”
僧一行补充道：“陛下‘官方行唐历，民间存佛俗’的诏令，实乃大智慧。历法是治国的规矩，信仰是百姓的心灵寄托，二者并行不悖，方显大唐包容之量。”
夕阳西下，余晖透过观星台的窗棂，照在《大衍历》的书页上，将“日月同轨”四个字映得金光闪闪。李承乾望着天边的晚霞，忽然想起那陵提婆王送来的一幅画——画中，长安的大雁塔与曲女城的佛塔在同一轮明月下矗立，塔影投在恒河与渭水之中，竟连成一条直线。他知道，这便是历法相通的深意：不仅是让两国的农耕、节庆同步，更是让百姓在仰望同一轮日月时，生出“我们同属一个天下”的认同。而瞿昙罗与僧一行共同修订的，不仅是一部历法，更是一座跨越万里的文明桥梁，让唐梵两国的日月，从此真正走上了同轨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