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了，我终于敢把这件事写下来。
那天夜里，我值完晚班，从医院后门出来，风冷得像刀子刮在脸上。
街灯昏黄，树影摇曳，整座城市仿佛被一层看不见的雾气裹住，连呼吸都变得滞重。
我低头看了看手机，凌晨一点十七分，地铁早已停运，打车软件也迟迟无人接单。
我叹了口气，裹紧外套，准备步行回家。
就在我拐进老城区那条窄巷时，一辆公交车缓缓驶来。
它没有报站声，也没有灯光闪烁，甚至连轮胎碾过积水的声音都轻得不像真实存在。
车头的电子屏上，赫然写着“k-8”
两个字，路线终点是一片空白。
我愣了一下——这座城市根本没有k-8这条线路。
可那车却稳稳地停在我面前，车门“嗤”
地一声打开，像某种生物张开了嘴。
我本该转身就跑。
可就在那一瞬，我看见了她。
车窗内，一个穿红裙的小女孩坐在倒数第二排，正对着我笑。
她的脸很白，嘴唇却红得不自然，像是用口红涂出来的。
她冲我招了招手，动作轻柔，却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牵引力。
我上了车。
车内空荡，只有她一个人。
司机戴着帽子，低着头，看不清脸。
两侧的座椅上，坐着十几个穿白大褂的人。
他们整齐地坐着，双手交叠放在膝上，一动不动，像被钉在座位上的标本。
没有人说话，没有呼吸声，甚至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我坐在离女孩两排的位置，心跳如鼓。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混着铁锈和潮湿的霉味，令人作呕。
我偷偷回头，想再看一眼那女孩，却现她不见了。
可下一秒，她就出现在我旁边。
“姐姐，你也会去那里吗？”
她轻声问，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猛地一颤，想尖叫，却不出声音。
她的脸贴得很近，眼睛漆黑如墨，没有一丝光亮。
她的红裙下摆沾着暗褐色的污渍，像是干涸的血。
“哪里？”
我终于挤出两个字。
她笑了，嘴角几乎裂到耳根：“终点啊。
他们都说那里能治好病，可谁都没回来过。”
我猛地惊醒，现自己靠在公交站的长椅上，天已微亮。
手机显示凌晨五点，衣服湿透，像是淋过雨。
我颤抖着打开相册，翻到昨晚最后一张照片——那是我下意识拍下的k-8公交车。
照片模糊，但能看清车窗里，那个红裙女孩正对着镜头微笑，而她身后，所有穿白大褂的人，齐刷刷地转过头，直勾勾地盯着镜头。
从那天起，我开始失眠。
每晚闭眼，都能听见车轮碾过路面的声音，缓慢、规律，像是某种倒计时。
我查遍了市交通局的档案，没有k-8。
问过所有同事，没人听说过这条线路。
可就在一周后，我又在深夜的监控录像里看到了它。
那是医院后门的摄像头拍下的画面。
凌晨一点二十三分，k-8缓缓驶入画面，车灯惨白。
车内，十几个穿白大褂的人静坐如初，而那个红裙女孩，正站在车门旁，对着摄像头缓缓抬起手，掌心朝外，像是在打招呼，又像是在警告。
最诡异的是，她的脚——根本没有踩在车上。
她漂浮着，裙摆无风自动，像一片悬在空中的血。
我翻遍了医院的旧档案，终于在一份尘封的实验记录中找到了线索。
上世纪九十年代，市立医院曾秘密进行一项“意识转移”
实验，代号“k计划”
。
参与者全是晚期绝症患者，他们被承诺可以通过技术将意识转移到健康躯体中，实现“重生”
。
实验最终因伦理争议被叫停，所有资料被封存，参与者名单也被销毁。
但我在一份手写笔记的角落，看到一句话：“k-8，是通往‘新体’的唯一通道。
他们还在等。”
笔记的署名，是一个叫林小满的医生。
我顺着名字查下去，现林小满正是当年实验的主研人之一。
他在项目终止后失踪，官方记录称其“精神失常，跳江自杀”
。
可有人曾在城郊的精神病院见过他，说他整夜喃喃自语：“车还没来，车还没来……”
我开始跟踪k-8的踪迹。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收集了七段监控视频，全部来自不同区域的深夜街头。
时间集中在凌晨一点到三点之间，路线毫无规律，却有一个共同点——每一站，都曾是当年参与“k计划”
的医生或患者居住过的地方。
更可怕的是，视频中的乘客在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