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六的傍晚，我带着酒菜去找三哥了。
我们俩尽情地吃着、喝着，三哥非常感激，眼里含着泪水，“常书，从小咱俩就亲，谢谢你，谢谢你。”他左手端着酒杯颤抖着说。
我笑了，“唉，挨揍是好事，能让你尽快地走出来。”我吃着说。
三哥苦笑了，“唉，啥都别说了。”他大口地吃着肉。
想着现在的处境，我沉默了，一点一点地吃着。
三哥仔细审视了一下我，小声地说：“常书，遇到啥事了？”
我停下了，用筷子轻轻地敲着酒杯说：“三哥，你别用神，就用你的算卦技巧，给我和李帆算算，啥时候离婚，怎么样离婚的？”
他吓坏了，“哎呀，走走走，我不吃了，还想害我，是不？”他红着眼睛瞪着我说。
我严肃地说：“我没有开玩笑。”我又吃了片葱花，“你想想啊，这马上就要开工了，她肯定还是天天往外跑啊，这时间长了，离婚是必然的事。”
三哥迟疑了一下，右手拇指在几个被妈妈打断的手指上，轻轻地游走着，嘴里念叨着什么。
大约两分钟后，他有点心虚，又有点自信地说：“这是用的易经，不是张天师，那是假的，这个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咽了一下口水，“我估计，你和李帆可能在今年10月份前后离婚。”
我半信半疑地看着三哥，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又神秘地伸过头来，趴在我耳朵上说：“我咋感觉，你们俩离婚前，好像还要出啥事儿，我也算不出来，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你小心着点吧。”
接下来，我们就是沉默地吃，沉默地喝。
护士来了，看到我们在喝酒，生气地说：“哎呀，你们是干啥呀，他这还没有康复呢，咋能喝酒呢，再发炎了，真是的。”
我笑着收拾着，没有说啥，把酒拿走了，把肉和其他吃的都留下了。
回去的路上，我走得非常慢。
寒风刺痛我的头脸和耳朵，让我清醒地思考着生活、工作、婚姻。
我决定顺其自然地接受着一切。
2009年，春暖花开了，李帆也像蜜蜂一样的，到处追着利润去跑市场、做模特。
我们之间的距离，随着离别时间的增加、次数的增多，也渐渐越来越远。
从原来一天几次一个小时的电话，到一天一个电话，再到几天一次电话，再到电话的可有可无。
或许只有每次小别胜新婚的“夫妻生活”，能见证着我们夫妻关系的事实存在。
随着李帆经常地外出，在我的别墅房子里，那个神秘女人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每当，我干完活疲惫地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的脏衣服被洗了，有做好的饭菜在锅里热着，地板也拖得干干净净的，家里的东西也被摆放整齐。
我们还会黑夜里，尽情地享受着激情。
每每结束的时候，我在黑夜里看着一个看似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摩挲着穿好衣服、把头脸裹得严严实实地，一瘸一拐地走下楼，再走出院子，直至消失在夜幕中。
在五月份的时候，从县里传出三民别墅小区要拆迁的消息。
一些神通广大的人员，都把拆迁公告和拆迁补偿的标准拿来了。
邻居定期开着会，讨论着如何对抗能尽量别拆。
一些人率先被工作单位约谈了，甚至连他们的亲戚也被约谈了。这样综合性的工作举措，的确“震慑”了一些人。
但那些自由职业者，尤其是一些做生意的人，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纪律约束，好像有恃无恐了。
他们到处投诉着，甚至邀请了电视台与一些媒体记者啥的，希望能制造压力，以避免别墅小区被拆迁。
拆迁办的一直在做着各种工作，希望能尽快推进拆迁。
无奈别墅小区里住着一些有能量的人，他们也只能小心地探索着，希望能找到突破口。
2009年国庆假，我和李帆一起带着我们的女儿—常格格去旅游了。
我们去了上海、苏州，但格格并不高兴，她老是说：“要是哥哥姐姐在就好了。”
在国庆的最后一天，我就返回了。
刚下火车，格格就闹着去找额娘（艾英）、哥哥、姐姐。
我们把格格送到了城河边的家里，看着她飞奔着投奔艾英的镜头，李帆很是感伤了。
艾英抱着格格是亲了又亲，格格也是抱着艾英的脖子不撒手。
10月5日、6日，我和李帆在别墅小区的家里，尽情地“幸福生活”着，甚至都有邻居站在屋后叫喊着：“能小点声不，不要脸。”
10月7日，一早，李帆就找好了我们的证件，非常平静地说：“老公，咱去离婚吧。”
我啥也没有说，笑了笑。
李帆开着车带着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