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冬月的南方，湿冷的风顺着老旧木窗的缝隙往里钻，赵桂兰坐在竹椅上，手里攥着根红毛线针，银针在她布满老茧的手指间翻飞。
织了一半的毛衣摊在腿上，领口处绣着朵小小的腊梅。
这是儿子钱磊最喜欢的花样，从小学时的围巾到警校的手套，她总爱在他的衣物上绣这图案，说“腊梅耐寒，像我家磊磊”。
“臭小子，再织三天就能收尾了，等你月底从缅北回来，正好能穿。”赵桂兰对着墙上的照片念叨，照片里的钱磊穿着警服，笑得露出两颗虎牙，警号“012789”被她用软布擦得锃亮。
照片旁边贴着张泛黄的全家福，上面的男人是钱磊的父亲，三十年前因病走的，留下她一个人拉扯着儿子长大。
从尿布到校服，从警校录取通知书到第一次领工资时递来的信封，每一步都浸着她的心血。
她摸了摸毛衣的针脚，心里盘算着：等钱磊回来，就把邻居王婶介绍的小学老师约来见见面，那姑娘知书达理，上次通电话时钱磊还说“娘，您要是觉得好，我就听您的”。
要是俩人看对眼，明年开春就办婚礼，她再帮着带带孙子，这辈子的心愿就全了。
想着想着，赵桂兰的嘴角忍不住翘起来，拿起桌上的搪瓷杯喝了口热水。
这杯子是钱磊去年寄回来的，印着“平安”两个字，附言里写“娘冬天喝热水暖身子，别总喝凉白开”。
织到袖口时，赵桂兰的眼睛有点花了，她揉了揉眼角，从口袋里摸出副老花镜戴上。
这眼镜也是钱磊买的，说“娘织毛衣费眼睛，戴上这个看得清针脚”。
当时她还嗔怪他乱花钱，转身却跟王婶炫耀了好几天：“我家磊磊出息了，心里记着娘的老毛病呢。”
“再织两圈就歇会儿，给煤炉添点煤。”赵桂兰咬断毛线，刚要起身，院门外突然传来“咚咚”的敲门声，力道沉稳，却带着几分拘谨。
“谁啊？”她扬声问，以为是王婶来送刚蒸的红薯。
“赵大娘，我们是市局的，想跟您说点事。”门外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
赵桂兰心里“咯噔”一下。
市局的人找她，难道是钱磊在缅北出什么事了？
她赶紧放下毛线针，快步走到院门口，拉开门闩。
门外站着两个男人，一个穿着藏青色中山装，头发花白，眼神沉重；另一个穿着警服，肩章是两杠三星，表情严肃得让人心里发慌。
“你们是？”赵桂兰的声音有点发颤，手不自觉地攥紧了门闩。
“赵大娘您好，我是省厅的段厅长，这是市局局长。”中山装男人递过证件，语气尽量放温和，“方便进屋说吗？外面风大。”
赵桂兰盯着证件上的“段厅长”三个字，突然想起钱磊上次打电话提过，省厅有位段厅长，儿子也在缅北当卧底，跟他一起执行打击文物走私的任务。
她心里的不安更重了，却还是侧身让他们进来：“进来说吧，屋里乱，别嫌弃。”
进了屋，赵桂兰赶紧往煤炉上坐了壶新水，又从柜里摸出个铁皮盒。
里面装着钱磊去年带回来的滇红，她平时舍不得喝，只在过年时才泡上一杯。
“两位领导，喝杯热茶暖暖身子。”她把茶杯递过去，手却控制不住地发抖，茶水溅出几滴，落在粗糙的木桌上。
段厅长接过茶杯，却没喝，只是放在桌角。
茶香浓郁，此刻却没人有心思品尝。
市局局长看着桌上织了一半的红毛衣，又看了看墙上钱磊的照片，喉咙动了动，几次想开口，都把话咽了回去。
赵桂兰把毛线针往竹椅上一放，心里的预感越来越糟，声音带着哭腔：“两位领导，是不是磊磊出事了？他在缅北是不是，是不是遇到危险了？”
段厅长深吸一口气，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目光落在赵桂兰布满皱纹的脸上，语气沉重得像块铅：“赵大娘，您要有个心理准备，钱磊他，在执行任务时牺牲了。”
“牺牲？”赵桂兰愣了足足有半分钟，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段厅长，像是没听懂，“啥是牺牲？是不是受伤了？”
“住哪个医院？我去看他，我现在就收拾东西去缅北！”
“赵大娘，”市局局长递过一张折叠的信纸，声音哽咽，“钱磊是为了保护国家文物，跟走私犯刀疤陈的团伙搏斗时，被歹徒的炸药炸伤，当场就没了，这是他留给您的遗书。”
“没了？”赵桂兰重复着这两个字，突然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瘫坐在竹椅上。
她颤抖着接过信纸，指尖触到纸页上儿子熟悉的字迹，眼泪瞬间涌了出来，模糊了视线。她哆哆嗦嗦地展开信纸，钱磊的字一笔一划都透着认真：“娘，儿子不孝，不能陪您过年了。”
“您总教我‘做人要对得起良心，当警察要对得起这身警服’，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