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的死，像一场狂风，吹散了笼罩在中原上空最浓重的战争阴云。但风暴过后，留下的却是一片，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烂摊子。
李睿没有给自己，也没有给麾下那支刚刚才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大军，留下任何喘息的时间。
他知道，军事上的胜利，只是第一步。
如何将这片，被战火、饥荒和瘟疫，反复蹂躏过的绝望的土地，重新变成一片能长出粮食，能养活亿万生民的希望田野，这才是他面临的最艰巨，也最伟大的挑战。
一场比“辽西大开发”，规模还要宏大十倍的“中原重建”计划，就在他那道“武装招工”的命令之下，以开封为中心，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
黄河，郑州段。
这里曾是黄河水患，最严重的区域。千百年来，这条桀骜不驯的“母亲河”，曾无数次地在这里决口、改道，吞噬掉两岸，数不清的良田和生命。
而此刻，在这段最危险的河道两岸，却汇聚了近五十万，由昔日的灾民和降兵共同组成的，庞大的“黄河治理工程兵团”！
他们的脸上，不再有逃难时的麻木与绝望。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充满了力量感的建设家园的豪情！
“一！二！三！嘿呦！”
“一！二！三！嘿呦！”
震天的劳动号子，响彻了云霄！
他们在镇辽军工兵营的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水利工程革命！
他们不再使用传统的，效率低下的竹笼和沙袋。
取而代之的，是一车又一车，由后方工厂，源源不断运来的坚固无比的水泥！
他们将水泥、沙石和钢筋（由普通铁条代替），混合在一起浇筑成一块又一块重达千斤的“混凝土预制块”。
然后再用一种由蒸汽机驱动的巨大的“龙门吊”，将这些预制块，如同搭积木一般，精准地吊装到，需要加固的河堤之上！
他们甚至还利用李睿提供的“水文动力学”知识，在一些关键的河道拐弯处，修建了科学的“导流堤”和“减速坝”，用来削弱洪峰的冲击力！
整个黄河工地，都变成了一个充满了“科学”与“效率”的巨大的露天实验室！
而所有参与了这项伟大工程的民夫，都享受到了他们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待遇。
他们每天都能吃上三顿，由土豆和玉米面，做成的管饱的饱饭！
他们每完成一方土石的工程量，都能领到货真价实的“辽西银行”铜元！
他们的家人被安置在了，河岸后方新建的“民安新村”里。孩子们则被送进了，同样是新建的“工地学堂”，学习读书识字。
他们亲眼看着那条曾经带给他们无尽灾难的“恶龙”，正在他们的手中，一点点地被驯服，被锁上，坚不可摧的“钢铁枷锁”。
一种前所未有的，身为这片土地主人的自豪感，和一种人定胜天的豪情，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油然而生！
……
而就在黄河岸边，建设得如火如荼之时。
另一场，更加深刻的“农业革命”，也正在，广袤的中原平原上，悄然进行。
而就在黄河岸边建设得如火如荼之时，另一场更加深刻也更加艰难的“农业革命”正在广袤的中原平原上悄然进行。
李睿并没有像李自成那样简单粗暴地将所有从地主手中没收来的土地都“均分”给农民。
他知道这种看似公平的小农经济模式实则极其脆弱，根本无法抵抗任何稍微大一点的天灾人祸。
但他同样清楚地知道，想要在思想还停留在“耕者有其田”的封建时代一步到位地搞“集体化”和“机械化”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他采取了一种更加稳妥也更符合当前现实的过渡模式——“军屯”与“民屯”相结合的“官督民种”制。
他将所有收归公有的土地分为了两大类。
第一类是靠近主要交通线和军事要塞的“军屯田”。这些田地由总兵府直接管辖，由那些被整编过来的大顺军降兵和镇辽军的预备役部队进行集体耕种。
在这里李睿可以毫无保留地推行他的“现代化农业”：统一的良种供应，统一的农具调配，甚至开始小规模地试用由蒸汽拖拉机牵引的播种机和收割机。
这些“军屯田”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产出粮食，它更像是一个个“样板田”和“农业技术培训基地”，向所有的中原百姓最直观地展示着“科学种田”所能带来的巨大效益。
第二类则是更广大的“民屯田”。对于这些土地李睿则显得更加“仁慈”也更加“传统”。
他以“乡”为单位将土地“永佃”给了那些无地的灾民。
所谓“永佃”即农民拥有土地的永久使用权和继承权，但土地的所有权依旧归“国家”（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