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口说：“千鹤、明受，你们出使海外五年，朝堂多有变化。
别的不说，宪议院诸位老臣前辈，前后仙逝。
万历六年三月，梅林公（胡宗宪）仙逝；十月，思斋公（霍冀）仙逝；万历七年二月，东村公（曹邦辅）仙逝；万历八年九月，北山公（卢镗）仙逝；万历九年冬月，大洲公（赵贞吉）仙逝
群星凋零，真是叫人扼腕痛惜。
生老病死，荣枯有数。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啊”
沈万象心里有数，石抚台这是在点自己。
老臣前辈离世，仿佛时代浪潮旧的一波退去，那么补上来的就是新的一波。
徐督和石抚台坐火车进京，徐督要参加资政局全体会议，石抚台要参加朝议局全体会议。
这两个重要的会议，定的是未来五到十年大明朝局大势。
各方势力暗中行动，都想为己方谋取最好的利益。
徐贞明和石星也想在这次风云激荡中，积极进取。
谁不想进步？
沈万象身为潘应龙的令史，知道许多朝政内情，也清楚新党大致分稳健派和奋进派，但两派下面还有多个小团体，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理念和利益诉求，只不过在总的政治理念和大的利益诉求上，能够团结在稳健派或奋进派这个框架里。
徐贞明和石星就属于稳健派西北团体。
而且这个团体有些特殊。
首先他们的当家人，前任陕甘总督、现任三边总督徐渭，思想激进、行事狠辣，看上去似乎属于奋进派。
但实际上那只是他个人性格使然，本质上还是属于稳健派。
此外西北团体在目前大明越来越明显的经济建设为纲的政治主流中，非常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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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数省条件艰苦，花费比东南数倍的精力财力，得到的政绩却极不显眼。
那些功在千秋的政绩，在许多人眼里只能算是对西北的“缝缝补补”
。
每年都需要户部从东部地区，进行大量的转移支付，财政扶植，被户部和东部地区暗里讥笑为财政无底洞和财政丐帮。
算经济帐，他们非常吃亏，根本拼不过东部地区能把招商引资、经济建设玩出花来的能臣干吏们。
但是皇上心里会算政治账。
皇上在各级会议上多次提出，选拔官吏不仅要算经济帐，还要算政治账，历史帐。
怎么算政治账和历史帐？
这个观点是万历五年之后皇上提出来的。
沈万象和王用汲在西安等待时，没有到处闲逛，而是找到陕西巡抚长史袁咸安，借阅了这五年来朝廷颁布的大量诏书、政令、部令，还有各报纸发表的皇上的大量讲话。
他们像拧干的海绵一样，迅速吸收着这五年间沉淀的政治局势。
沈万象和王用汲学习到，根据皇上的诏书和御言，吏部、户部对全国各区域做了划分。
西北西南和东北、艮洲巽洲和南海、昆崚象雄和青海，被定为边区。
下面地方以县为单位，分山、土、边、穷地区。
国朝洪武年间，就根据缴纳田赋的多寡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把天下州县划分为“繁简”
两种。
万历新政的山、土、边、贫地区，沿用这个思路，只不过分得更细，而且更注重于贫困边远县。
山，指的是东、中、西部各省省境交界的地区，这里多半是山区，位置偏僻，交通不便。
典型的有山西河北交界的太行山区，山东江苏交界的沂蒙山区，湖南江西交界的武功-万洋山区，江西和广东交界的赣南山区，江西和福建交界的武夷山区，江西、安徽和浙江三省交界的皖南山区，陕西、湖北、河南三省交界的汉丹山区。
土，指的是改土归流的原土司地区。
（按照朱翊钧担任资深公务员时的说法，叫少数民族地区，几乎囊括了西南和西北几省大部分县。
）
而边和贫指的是地处边境地区，以及经济不发达的贫困县。
两者是可以互相叠加的，也可以与山区县和土司县叠加。
比如贵州、四川和湖南交界的酉阳、松桃、保靖和凤凰县，属于山区、土司加贫困县。
又比如云南陇川县，目前属于山区、边境加贫困县。
不过边境县变化很快，比如云南陇川县，再过几年可能只是山区县加贫困县。
因为蒲甘大部分地区可能被并入大明疆域。
到山、土、边县任职，支边，到贫困县任职，叫扶贫。
户部规定，山、土、边、贫县的官吏，岗位津贴要比其它地区高。
吏部规定，支边和扶贫履历的官员，优先选拔，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沈万象和王用汲在每年吏部举办的县级官员培训学习班名单里，看到山、土、边、贫县的知县和左右县丞，要比其它县比例高。
大致是六比四。
潘应龙迁任吏部尚书时，沈万象继续担任过他的令史才转到鸿胪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