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脑袋，开始脱脚上的棉鞋。
“我他妈叫你唱，叫你唱，你接着唱啊！”
棉鞋砸到了老七的后背上，打得他一趔趄，老五在他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追，蹦着去脱另一只脚上的鞋。
“我他妈——”
第二只鞋还没脱下来，老五的身子后头就响了一声，这动静是在冰上走的人最怕的——清脆悦耳，如同清泉流水——是冰面碎裂的响声。
这一响俩人都停了，老五先回了头，他向脚下看，裂的不是他们脚底下那块，他又抬起脸，也不是刚才凿的地方，再往远处瞅，面包车的车头向下沉了一尺，车轮边是潋滟的水光。
车里的人依然在向着另一边望，叔侄俩的大呼小叫都不能让他为之所动。
一声短暂而干脆的水响，车头彻底没入了冰面下，老五木然地摘了头上的雷锋帽，脑袋上是被焐出来的热乎气，身后那该死的混小子砸吧了两下嘴。
“凡叔，你怎么自己先走了？”
——
四十公里外的长春市中心，尤天白坐在一辆同样是银灰色的面包车里，车外是别墅区的白砖墙，一个穿着风衣的保安站在保安亭里，目不斜视，一丝不苟。
尤天白把车窗开低了些，向外弹烟灰。
车已经在门口停了四十分钟了，没进去门，等的人也没出来，将近一个钟头的时间里，只有门口的保安和他做伴，荒度寂寥时光。
确切来说不是做伴，是尤天白单方面搭话，小保安从始至终没开过口，即使面包车里的男人向外弹了十五六次烟灰。
想到这儿，他又弹了第十七次，顺便把烟屁股也扔了出去，视线回到车里，再次拨通手机屏幕上的号码。
号码主人的事，要从两年前说起。
二零一七年，二十七岁的尤天白因为一些说出来丢脸的个人原因，从北京回了长春，这是他当了三年兵的地方，和北京比起来，有种原始的安心感，他用在北京开大众浴池赚的钱租了一个铺子，买了辆二手面包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