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提起刘邦之时，神情恭敬的仿若面对神明。
但大殿里的一干大臣们，却是一下子傻眼儿了。
大汉高祖皇帝？
史上第一个魅魔？
官家您是不是选错了偶像？
咱大宋的皇帝，不是那一挂的呀！
不过，您要真的打算向那位学习的话
只要活干好，钱给够，权给够，名给够
不对，等等，元帅现在是不是就是这么个情况？
卧槽！
！
！
如此说来，绍兴十一年之后，官家好像真就是这么干的啊。
淦！
原来从那时候开始，官家就偷偷换了偶像？
人家岳飞早早看透了官家的变化，所以人家现在是汴京王，天下兵马大元帅。
而我们还在按着以前的思路，安排什么干什么，不安排绝对不干。
甚至，干的时候还要想方设法贪那么亿点点。
这思路有错吗？
在大宋的体制下，当然没错。
因为大宋的言官，就特么跟狗一样，职业就是咬人。
为了不被咬，很多时候宁肯什么都不做。
因为只要不做，就不会错。
比如兴修水利这事儿，如果一个地方官年年把大量的钱用来兴修水利，他会升官吗？
朝中无人的话，大部分时候不会升。
为什么呢？
因为他把水利设施修好了，洪水真来的时候，当地一般屁事儿没有。
这样一来，百姓自然是安全了，也会对这地方官交口称赞。
但是，在大宋的官员考核体系之中，这个官员的成绩却并不会很好。
为什么？
因为你无功啊！
别人的大灾之年，在你这儿却因为优质的水利设施，而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年份。
你都这么普通了，我怎么给你记功?
与之相对的，一个地方官平时压根儿不去关注水利设施的修建，但真来了洪水的时候，他能躬身一线，甚至再受点儿伤什么的。
这样的官员会得个什么评价？
在百姓那里当然是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因为百姓能看到之所以遭灾，完全是因为地方官不修水利。
可在官员评价体系之中，洪水属于天灾，这个官员在天灾面前，能够临危不惧，躬身一线。
甚至，为了拦住洪水，不惜以身犯险。
这样的官员，必须给个全优，然后提拔重用啊。
要是朝中再有个靠山，一朝踏进中枢，也并非不可能。
这样的考评体系之下，官员自然慢慢的就能学会把精力全部用在‘刀刃’上。
至于百姓们怎么看？
随便啊，反正他们也决定不了官员的升迁。
当然了，这其中并不是没有例外。
比如苏轼修建的苏堤，便是其中一个例子。
元佑四年，苏轼第二次担任杭州知州之时，看到西湖长期未疏浚，不仅影响灌溉，而且大大增加了旱涝风险。
于是，苏轼未雨绸缪，组织百姓挖掘淤泥，疏通运河，而且还整体重建了杭州的供排水系统，建成了名扬千古的苏堤。
这件事也做为苏轼的重要功绩，不仅被官方表彰，也被百姓们广为传诵。
但这件事之所以能被官方表彰，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苏轼乃当时的大宋文坛第一人，不需要要说话，他的诗文自会将他未雨绸缪的过见，传遍整个仕林。
第二，宋哲宗赵煦的功绩虽有争议，但算得上一位有为之君，其在位期间，大宋的政治总体还算得上清明。
第三，苏轼有个号称‘捞哥狂魔’的哥哥，苏辙。
因此，苏辙这番未雨绸缪能被做为功绩记载，其实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但大部分的官员，就算有苏轼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他们也没有苏轼这样的资源。
所以，他们把力量用在‘刀刃’上，便是一种不得不学的政治智慧。
一直以来，大宋的官员们大多都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
可是，他们没想到啊，他们的官家，率先背叛了这一套体系，偷偷把刘邦当成了偶像。
刘邦是什么人？
我只要结果。
你是个将军？
那我只要你能打胜仗！
至于你是怎么打的？
我管你这个那个的。
只要你给了我想要的结果，钱、权、地位都是你的。
你是个地方官？
那我只要地方平安无事，我管你是天天修河堤，还是大灾来的时候死在堤上。
只要你达成我想要的结果，我同样会给你想要的结果。
甚至，我给的比你想要的还多。
贪污？
你贪的那仨瓜俩枣，都特么的不一定有我给你的赏赐多。
何必呢？
想到这里，他们终于明白了，刘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