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声告慰道：“放心，这个证据很好驳倒的。你只用说现在技术更新很快，以前学的东西落后了时代，对新AI失去了指导意义，所以在公司里面只能靠着年轻员工就行了。”
“这种情况很普遍，我接手过类似的案子，相信我……”
然而，听了律师的话之后，头目王振海不知道在想什么，丝毫没有被安慰到的样子，反而呼吸愈发急促了。
在被告律师反复督促了几次之后，他才如梦初醒地点了点头：“好，我知道……不会有问题的，对吧？”
“当然。”被告律师理所应当地答道。
……
在他们小声交流的同时，公诉人还在继续宣读。
“证据二，是由我方专家证人重新整理的被告王振海的早年经历、和员工的聊天记录、以及和受害人的通话记录。根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括号DSM-5K括号回，被告王振海部分符合【自恋型人格障碍】、【施虐型人格特质】、【偏执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
“其对于受害人的诈骗行为，除了求财之外，还有极强的主观恶意，属严重的报复社会行为。”
和第一份证据比起来，这份证据就显得不是这么严谨了。
如果不是在法庭上，詹律师估计都要直接叹气了，只觉得太儿戏。
其实这份证据虽然有点反常识，但也是符合司法程序的。
在大众认知中，精神病似乎都是可以脱罪的。
然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精神疾病的存在反而可能导致被告面临更严重的法律后果或实际量刑更重。
比方某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但罪行极其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大的情况，法官会考虑到被告具有极高的再犯风险，对社会构成持续、严重的威胁，因此可能会不去“酌情考虑”被告的悔罪、赔偿等从轻情节，导致实际刑期比没有精神疾病的类似罪犯更长。
亦或者某些特定类型的人格障碍——比如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可能会因为其缺乏同理心、漠视社会规范、高欺骗性等等的行为模式，导致被法官视为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进而将这些表现作为从重处罚的酌定情节。
但这些情况很少见。
而詹律师更加叹气的是，南祝仁提交的这份证据没有任何鉴定机构的“意见书”和“诊断”，几乎全都是凭借一己之力的“判断”。
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完成认定，甚至被对方反过来利用都不是没可能。
可偏偏南祝仁更加重视这份证据，詹律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
被告律师差点笑出了声。
如果不是担心违反法庭纪律被审判长警告，失去了眼下的大好局面，他都不是“差点笑出声”了。
被告律师轻声和身边的头目王振海道：“我明白了，对面应该是病急乱投医了。之前我就用他没有专业的诊断反驳过他，现在没想到他拿出了一个更简陋的来。”
“给你当庭做这个精神病认定是不可能的；就算做了、认定了，我都有把握给你做成减刑的……哎，你说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个方向……”
被告律师越说越愉悦。
却没想到头目王振海突然转过头来。“做什么认定？这个和说好的不一样，别做多余的事情！”
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最后甚至直接低吼出来。
好在法庭很大，公诉人的声音也足够铿锵有力，这才没有吸引来审判长的目光。
被告律师见状连忙低声安抚起头目王振海，好不容易才让对方的呼吸重新平静下来。
随后被告律师重新把目光投向公诉人。在念完这两个证据之后，对方有了轻微的停顿。
按照正常的程序，接下来应该是让专家证人起来对第二份证据做解释。
稳了稳心神，被告律师已经在心里打好腹稿，准备对南祝仁轻率的“精神认定”做出反驳，随后再把重心放在第一份证据上，彻底完成今天的工作。
对方提交了两个无效证据，并且都被自己驳倒，那么等进入法庭辩论的环节后，自己这方的优势也可以更大。
这么一算的话，对方在休庭时间费尽心思准备的证据，最后反而都给自己这方形成了助力了。
一想到这里，被告律师一时间也是暂时忘掉了一旁头目王振海的异常，心里忍不住轻哼出声。
然后，他就听见审判长道：“接下来请证人南祝仁，对第一份证据做出解释。”
嗯？
被告律师一愣，怎么是解释第一份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