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耀眼”的官位；中年在贬路上“飘”过，把乡愁、宫怨、羁旅都写进诗里，却没像李白、杜甫那样“名满天下”。
谁也没想到，这颗“流星”，最后成了“恒星”——他的奇崛诗风，照亮了韩愈、李贺的“韩孟诗派”；他的通俗乐府，滋养了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他的《茶赋》，把煮茶写成了“隐逸精神”，启迪了后世文人的茶道美学。
就像他在茅山煮的茶——刚煮的时候，茶汤是淡的，没人在意；越煮越浓，香味越飘越远，最后成了“千年回甘”。他的诗，当时没人觉得有多“好”，越往后，越有人懂：懂他“故乡何处一归船”的乡愁，懂他“水晶帘卷近秋河”的失意，懂他“巴人夜唱竹枝后”的漂泊。
他在《行路难三首》里叹“生死皆由天”，他的文字，却没跟着生死走——那些藏在诗里的情感，那些融在字里的风骨，像茅山的竹子，一年又一年，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却永远活着。
这就是顾况——一颗看似“坠落”的流星，终以诗行为火，熔铸成了跨越千年的恒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