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写篇碑文，他就根据人家的描述，写逝者的生平，写得情真意切，家属看了哭了，给了他两斗米；有个酒楼开业，让他写首题咏诗，他就写“酒楼高百尺，俯瞰大江流。宾客盈门至，笙歌满座秋”，老板看了高兴，给了他一壶酒、两碟小菜。
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找他写诗、写碑文，他再也不用乞讨、捡剩饭了，甚至能攒下一点钱，租了个小屋子，有了“书房”（其实就是一张破桌子，一堆旧书）。
他写的诗，越来越有“味道”。他写乱世里的百姓：“田家已耕作，井屋起晨烟。桑女务蚕作，农夫亦良勤”——他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不再是以前那个“横行乡里”的无赖；他写自己的思念：“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他想念长安，想念韦家，想念以前的日子，这种想念，不再是“想当侍卫耍无赖”，而是“想回到安稳的时光”；他写觉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他后悔少年时没好好读书，现在只能加倍努力。
有一回，他遇到以前的一个狐朋狗友，那个朋友也落魄了，看见韦应物在读书写诗，就嘲笑他：“韦三卫，你咋变成书呆子了？以前的威风呢？”
韦应物放下书，平静地说：“以前的威风是假的，靠皇帝、靠家里；现在的读书写诗是真的，靠我自己。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
那个朋友愣了，说不出话来——他还是那个韦应物，又不是那个韦应物了。以前的韦应物，眼睛里只有嚣张、只有玩乐；现在的韦应物，眼睛里有了平静、有了坚定、有了对生活的热爱。
安史之乱结束后（763年），韦应物已经32岁了。这八年里，他从一个“没靠山、没本事”的落魄侍卫，变成了一个“会读书、会写诗”的文人，还因为诗写得好，被人推荐当了个小官——洛阳丞（洛阳的一个小吏，负责地方治安）。
虽然官小，韦应物做得很认真。以前他是“横行乡里”的无赖，现在他是“维护治安”的官，他知道百姓的苦，所以从不欺压百姓，反而经常帮百姓解决困难——有农户的庄稼被淹了，他就帮着申请减免赋税；有小吏欺负百姓，他就严肃处理，哪怕对方是豪门子弟。
有人说他“傻”：“你以前也是豪门子弟，现在干嘛帮这些穷百姓？”
韦应物说：“我以前就是欺负百姓的无赖，现在我要弥补以前的过错。而且，百姓过得好，国家才能好。”
后来，他因为政绩好，又会写诗，一步步升官，从洛阳丞做到了滁州刺史、江州刺史，最后做到了苏州刺史——这就是后人称他“韦苏州”的原因。
当了苏州刺史后，他还是保持着“读书写诗”的习惯。每天处理完政务，就回到书房，读读书，写写诗，他的诗越来越“清雅”，越来越“有禅意”——写江南的春雨：“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写苏州的风景：“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写自己的生活：“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
这些诗，没有少年时的嚣张，没有乱世时的痛苦，只有平静、淡然、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他的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和王维的诗并称“王韦”，成为中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
他后来在《逢杨开府》里，把人生总结得明明白白：“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茕嫠。”——从“憔悴被人欺”到“出守抚茕嫠”（当地方官安抚孤儿寡妇），他的人生，因为安史之乱，彻底“翻盘”了。
如果没有安史之乱，他可能还是那个“鲜衣怒马、横行乡里”的韦三卫，一辈子靠皇帝的恩宠、家里的势力混日子，最后可能因为赌钱输光家产，或者得罪人被打死，成为历史上一个无名的“豪门无赖”。
安史之乱，把他的“靠山”全毁了，把他从云端摔进泥里，逼着他“醒过来”，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