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瞎编的，是他真的听说了：朝廷年年派兵去青海打仗，打输了，士兵的尸体就扔在战场上，没人管，任凭风吹日晒，变成白骨。他还写“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咸阳桥上，全是送儿子、送丈夫去当兵的人，哭喊声盖过了车马声，扬起的尘土把桥都遮住了。
这哪是“盛唐气象”？这是盛世下的“人间地狱”。
那时候的文人，早就开始“各走各路”了：王维看透了官场，躲进辋川别业，靠山水禅意过日子；李白被赐金放还，到处游山玩水，靠喝酒写诗排解郁闷；只有杜甫，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一年到头都在为老百姓发愁，愁得肠子都快热了。他不是不知道这条路苦，他自己都快饿死了，“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他还是放不下那些比他更苦的人。
有人说他“傻”，说他“自找苦吃”，可他不这么想——他觉得文人不能只写风花雪月，不能只顾自己快活，得为老百姓说话，得为国家担责。这种“傻”，不是天真，是他作为文人的“良心”，是盛唐文人里最珍贵的“社会责任感”。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十章杜甫：盛唐崩盘前的“吹哨人”(第2/2页)
如果说李白的“进取”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个人自信，王勃的“进取”是“不坠青云之志”的个人理想，那杜甫的“进取”，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家国情怀——他想帮皇帝成为尧舜那样的好君主，想让天下的风俗变得淳朴，想让老百姓都能吃饱饭、过上好日子。
更难得的是，他的理想里，藏着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共情”——他不是站在高处“同情”老百姓，是蹲下来“感受”老百姓的苦，把他们的苦难当成自己的苦难。
这种共情，在他44岁那年写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里，达到了顶峰。那时候他刚从长安出发，去奉先县看老婆孩子，路上正好遇到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去华清宫享乐，沿途的官员忙着讨好皇帝，把老百姓的东西抢来给皇帝用。
等他到了家，才发现小儿子已经饿死了——就是在这样的悲痛里，他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你能想象他写这句诗时的心情吗？不是愤怒的咆哮，是心痛到发抖的记录：一边是贵族家里的酒肉放臭了，一边是路边的老百姓冻饿而死；一边是皇帝和妃子在华清宫里歌舞升平，一边是他的儿子因为没饭吃活活饿死。
这种对比，不是简单的“贫富差距”，是盛唐的“精神分裂”——表面的繁华，早就烂到骨子里了。
这句诗，也成了盛唐文学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文人写的大多是浪漫主义的风花雪月，是“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情；在此之后，文人开始写现实主义的人间疾苦，是“路有冻死骨”的悲痛。
杜甫用自己的笔，把盛唐从“浪漫的幻梦”里拽了出来，逼所有人看清“残酷的现实”——他不是故意要“打碎”盛唐，是他知道，看清了破碎，才有可能找到修复的办法。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的日子更苦了：他被叛军抓过，差点死在长安；他逃过荒，一路上吃树皮、喝泥水；他当过小官，因为敢说真话，被排挤、被流放。
就算这么苦，他也没停下写诗，没放下对老百姓的牵挂。他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不是在抱怨，是在记录国家破了，但山河还在，春天来了，草木还在生长——他还在盼着国家能好起来；他写“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不是在空想，是他自己住漏雨的茅草屋，冻得睡不着，却想着让所有穷苦的读书人都能有一间暖和的房子。
有人说他是“诗圣”。似乎“圣”这个字太遥远了，他更像一个“老大哥”——自己过得不好，却总想着帮别人；自己受了委屈，却总想着为别人说话。他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