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七月初，彼得格勒，一座位于维堡区的大型废弃机械厂内部。
这座工厂在战前曾轰鸣震天，如今却死寂得如同墓地一样，高大的厂房骨架在昏暗的光线下投下狰狞的阴影，破碎的玻璃窗像无数只空洞的眼睛凝视着内部聚集的人群，偶尔有老鼠在废弃的机床下窸窣跑过。
在似乎是车间主任办公室的一个相对隐蔽的角落里聚集着三十多人。
他们中有的人穿着破旧但浆洗过的海军军官制服；有的人穿着沾满油污的工装，脸上带着长期营养不良的菜色；还有几个年纪较大的，眼神中透着历经风霜的沉稳，他们是参加过上一次大战和那场伟大十月革命的老兵。
人群的核心是两位在原本历史轨迹中声名显赫，但在此刻平行世界却身处地下的人物：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戴着圆框眼镜，面容严肃。
战前他便是彼得格勒颇有影响力的左翼知识分子和地下组织者，以出色的组织和演讲能力着称。
此刻，他眉头紧锁，仔细聆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说实话我已经忘了kx日丹诺夫的人生轨迹，写他纯粹是为了剧情需要）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年纪稍轻，同样戴着眼镜，但气质更加的理性，他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对数据和政治经济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他原本可能在莫斯科的计划部门任职，但战争的爆发和彼得格勒的围困，将他困在了这座命运多舛的城市，并促使他加入了反抗萨文科夫政权的秘密活动。（这位也是同理）
除了他们，还有几位关键人物：一位是名叫德米特里的年轻海军中尉，血气方刚，眼神里燃烧着对现状的极度不满；另一位是名叫安娜的女工，她是工厂区地下工会的负责人之一，意志坚定，组织能力很强；还有一位沉默寡言但深受尊敬的老工人，名叫伊格纳特，他的儿子死在了前线，他对白军政府只有仇恨。
“同志们，情况不能再拖下去了！”
德米特里中尉首先开口，他激动的声音在空旷的厂房里回荡：“每天都有几百人饿死、病死！尤登尼奇那个老顽固还在犹豫，莫斯科的萨文科夫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弗兰德尔的援军更是个笑话，他们被德国人挡在外面，寸步难行。”
他振臂高呼：“我们必须自己掌握命运，发动兵变！控制城市！这是我们唯一的活路！”
安娜接口道，她的声音更冷静，但同样坚决：“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海军基地里有超过两千名水兵愿意跟我们干，工人们更是有近万人响应，只要我们行动迅速，拿下几个关键的指挥所、电台和军火库，就有可能控制局面。”
老工人伊格纳特咳嗽了几声，声音沙哑：“拿下之后呢？城里的其他部队会听我们的？那些忠于白军的军官，还有尤登尼奇的嫡系，他们会坐视不管？到时候，彼得格勒就不是被德国人围困，而是陷入内战的火海！死的人会更多！”
这正是问题的核心。
兵变成功的可能性存在，但代价难以预估。
沃兹涅先斯基推了推眼镜，用他惯有的分析口吻说：“伊格纳特同志的担忧很有道理，我们必须考虑兵变后的连锁反应，即便我们侥幸成功了，控制了彼得格勒，我们面对的是什么？”
他顿了顿说：“是城内可能数倍于我们忠于白军的军队的反扑，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这座象征性的城市，更重要的是.....”他加重了语气：“是城外虎视眈眈的几十万德军，我们的兵变等于是在两个敌人之间，打开了一个缺口。”
日丹诺夫这时候开口了，他的声音不高，但很有分量：“尼古拉说得对，我们兵变的目的，是为了拯救彼得格勒的人民，不是为了把他们推向更深的深渊，如果我们起义了，然后被城内的白军和城外的德军前后夹击，那我们的行动就毫无意义，只是加速了毁灭。”
“那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等死吗？”德米特里焦急地问，他实在是不希望现状继续维持下去了，每一天他都在煎熬中度过。
一个年轻的工人怯生生地提出了一种可能性：“也许…也许我们可以和德国人谈谈？如果他们能保证占领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停止炮击……”
“和帝国主义者合作？和侵略我们国土的德国佬谈判？”
另一位年纪较大的水兵立刻愤怒地反驳：“这是叛国！是耻辱！我们宁愿战斗到死，也绝不向敌人低头！”
会场的气氛随着这两人的话顿时紧张起来。
这时，日丹诺夫抬手示意大家安静。
他推了推眼镜说：“‘叛国’？同志们，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个词。”
他的目光扫过众人，开口解释道：“同志们，萨文科夫的政府，这个由旧军官、地主和资本家代理人组成的政权，他们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俄罗斯人民的利益吗？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野心！他们才是真正的叛国者，是他们把整个国家和人民拖入了这场灾难！”
他的话语引起了在场许多人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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