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欣赏《长江万里图》后所作，周至觉得用在这个时候，再贴切不过。
吟完后终于看到了落款，先是王翚的题款，说明此图作于“康熙岁次乙卯九月上浣”。
“岁次乙卯？”周至说道：“也无怪落笔如春风拂面，这是和杨晋等人合作完《南巡图》，得到褒奖之后不久的作品啊。”
“可不是咋的，”翁万戈笑道：“你接着往后看就知道了。”
周至接着舒展画卷，果然，在王翚的落款里发现了他得到皇帝的褒奖，心欢意满，神气俱足后的作品，除了点明“戊寅秋日，长安南迁，蓬窗多暇”的悠闲心态外、还有“凡七月而成，颇觉指腕间风规犹在”的自夸。
再往后看，便是翁同龢在卷尾的跋文了，先说“余藏此画三十年，未敢亵以一字”，隐晦地批评了清代那位盖章狂魔。然后说自己是多么地珍爱重视这幅画作，只给懂画的人看，不给暴发户看“遇通人逸士辄引同看，黄金横带者虽固请未以示也。”
其后又写了保藏这幅画的不容易，“今年四月，蒙恩放还，俶装之顷，有贵游欲以重金相易。余曰他物皆可，唯此画与麓台巨幅此生未忍弃也。”
最后写了这幅画带给自己的精神享受，是任何物质享受都替代不了的，“比归里门，人事纷纭，资用空乏，暑郁蝨雷几不可耐。每北窗明处时一展卷，清风拂人，尘虑都净，世间神明固应尔耶。抑劳逸顿殊，身边两不相收，理然也。赵子固云：性命可轻，至宝是保，余尝自知为愚，若余者其愚耶?否耶?既自笑因书于后。”
因为种种原因，历史对翁同龢的评价并不高，但认真考究其一生，不过书生意气，清流做派而已。
后人有些评价倒是说得明白，说他是以“文学侍从之才而误居宰相之位”，不过也承认他是“孝悌君子，本性温厚懦弱，只宜于做育人才的太平宰相，不宜于做外官，亦不宜于处乱世。”
所谓“有原则而不能坚持，既从权又不甚彻底，一己清名之一念，盘亘胸中而不能去，往往动辄得咎，两面不讨奸，既误己，又误国，为翁一生大病。”
历史人物已有公论，不过周至现在看到他的文章书法，也不得不在心里暗赞一声：“到底是拿下状元的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