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将日军的“后方”变成了烽火连天的“前线”，迫使日军不得不将大量精锐部队分散在广袤的占领区进行徒劳的“治安战”，从而极大地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拖住了日军继续推进的后腿。
是他们，打断了那延续了千年的、一旦正面战场失利便万劫不复的可怕循环。
是他们，在这至暗时刻，为这个民族强行续上了一口元气。
想通了这一节，顾家生倒吸了一口凉气，胸中翻涌着的是对历史规律的敬畏，以及对创造这一奇迹的“那一边”及其武装力量，发自内心的由衷钦佩。
此乃，真正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当然，这其实并不全面，这个古今对比还是有失偏颇的。
古代冷兵器战争的后勤体系，与近现代热武器战争的补给需求，其复杂性和压力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点，不得不承认。
确实，一支现代军队消耗的钢铁、石油、药品、零件等都是古代军队无法想象的。
那我们便抛开那些复杂的军械补给，单论最基础、最核心的一项:粮食问题。
民以食为天，军无粮则散。这是放之古今皆准的铁律。而且，必须看到的是，民国时期，得益于红薯、玉米、土豆等作物的广泛种植，华夏大地的食物种类和总产量，是远远超越宋、明时期的。按理说，在这片土地上获取食物，应该比古代更容易。
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到了战争后期，装备精良、控制着主要产粮区和交通线的日军，连他们的士兵都常常吃不饱饭，甚至要靠‘现地自活’（就地筹措）来勉强维持呢？
这不就恰恰证明了，敌后战场的工作，取得了何等惊人的成效吗？
日军控制着城市和交通线，看似掌控了一切。但八路军和新四军，却在广袤的农村扎下了根。他们通过深入群众工作，将千千万万的农民组织了起来。
这种组织，不仅仅是参军打仗，更体现在经济斗争的方方面面。他们建立民兵、游击队，保卫春耕秋收；他们发动群众坚壁清野，让日军下乡抢粮时往往空手而归；他们甚至在根据地内部推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证了根据地的粮食自给……
这一切的一切都死死扼住了日军的后勤咽喉。
日军虽然占领了“土地”，却未能有效控制“土地”上产出的“粮食”。他们那套依托点和线、通过伪政权征粮的体系，在八路军发动起来的“汪洋大海”面前，变得千疮百孔，效率低下。
“这就是答案啊……”
顾家生喃喃自语。
第五军此刻面临的困境，在八路军那里，是被提升到了“生存与毁灭”的战略高度来应对的。
他们不是在简单地“筹措军饷”，而是在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动员和经济斗争。他们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将自身的生存与人民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从而获得了近乎无限的韧性和生命力。
想到这里，顾家生对那位伟人的钦佩之情更深了。
“这些‘大学问’，核心恐怕不是‘搞钱’的技术，而是‘搞人心’的艺术啊……”
“要不……找个由头去‘取取经’？”
顾家生的眼中，亮起了一丝光芒。那不仅仅是解决第五军粮饷困境的希望，更夹杂着一种跨越立场、对真正强者和智慧的本能向往。
事实证明，只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结合，才能最终赢得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个在后世被总结出的真理，在这个时代却需要无数人以生命和信念去摸索、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