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行不只是个別坏人做的，而是由一个本该培养善的环境系统性地滋生，那么这整个系统的正当性都会受到怀疑。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和政治权力的纠缠。电影暗示教会怎么通过信眾网络影响政治，政客又怎么利用教会获取选票。
这种政教之间的互相利用，形成一张看不见的保护网，使教会在某种程度上能避开法律和舆论的监督。这种关係可以追溯到军事独裁时期，当时教会曾支持民主运动，这段歷史为今天的教会积攒了道德资本和政治影响力。
【司法系统：法律的缝隙与选择性的正义】
《聚焦》对半岛司法系统的描绘同样发人深省。电影表明，法律条文可能很进步，但执行却深受权力关係的影响。
检察官对教会调查的消极態度，並不是来自明確指令，而是出於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一一哪些案子要认真办，哪些最好敷衍了事。这种选择性执法，实际上製造了双重的司法系统一一一套对普通人，另一套对有权势的人。
电影中有一个细节尤其值得注意：当舆论压力增大时，司法系统突然开始行动。这种反应模式揭示了法治的现实一一它往往不是主动维护正义，而是被动回应压力。问题在於，这使正义的实现不取决於权利本身，而取决於能否製造足够的舆论声势。
结果，正义成了公关竞赛的副產品，而不是每个人应得的权利。
司法系统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差別对待。电影暗示，如果受害者来自特权阶层，案子可能更受重视；但如果加害者有权有势，系统则倾向於息事寧人。
这种阶级偏见与性別偏见交织在一起，使得教会性侵这类案件很难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自杀：结构性暴力的最终结局】
朴善英和李瑞妍的自杀是电影最让人心碎的部分。她们的选择让我们看到，结构性暴力最终的表现形式一一它不是通过直接的物理伤害，而是通过无数细小压力的累积，让生命感到不再值得继续。
她们的离开不是突然的决定，而是一个逐渐瓦解的过程：每一次冷眼、每一次威胁、每一次背叛，都一点点侵蚀看她们活下去的意志。
电影对自杀的描绘避免简单归因於心理问题。它没有把自杀仅仅看作个人脆弱，而是展示了外部压力如何內化成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有一个细腻的场景：朴善英在超市排队时，听见前面的人议论她的报导，那些充满偏见和误解的话，像细针一样刺穿她的心理防线。
这种日常的小伤害，往往比明显的攻击更破坏人一一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你是个异类，一个麻烦製造者，一个不被接纳的人。
社会对自杀的事后反应也同样值得反思。系统迅速將她们的死亡个人化一一归因於心理问题、
家庭矛盾、工作压力，总之不是系统本身的责任。
这种將系统性问题转化为个人悲剧的敘事，是权力维护自身的重要手段。通过把焦点从结构转向个人，系统成功迴避了改革的需要。
【媒体伦理：真相的代价与责任】
《聚焦》也引发我们对媒体伦理的思考：在明知可能造成严重个人代价的情况下，媒体是否还应坚持发布真相这个问题没有標准答案。
电影展示了报导带来的积极影响一一更多受害者站出来，司法系统开始行动，公眾意识被唤醒。但也呈现了个人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一一两位记者的生命。
这种伦理困境在数字时代更加复杂。一方面，网际网路使信息传播更快、更广，能迅速形成舆论压力；另一方面，它也使针对记者的攻击能以空前规模和强度展开。媒体机构需要重新思考如何保护记者一一不仅是人身安全，还包括心理健康和数字隱私。
电影还提出媒体对消息来源的责任问题。那些勇敢站出来的受害者，在报导发布后也可能面临报復和二次伤害。媒体是否有足够的准备和支持系统来保护他们还是只把他们当作一次性的信息来源这些都是追求真相过程中不可迴避的伦理问题。
【社会变革：阳光之后是什么】
《聚焦》最终拋出一个根本问题：阳光是否就能消毒电影通过悲剧结局暗示，仅仅揭露真相是不够的，因为系统有强大的消化能力一一它能把挑战转化为巩固自身的机会。
真相曝光后，系统会进行有限改革以恢復信誉，同时加强控制以防更多曝光。这种“適应式稳定”使系统能在表面变化的同时维持本质不变。
但电影並不完全悲观。通过展现光与影的共存，它暗示了更有希望的抵抗策略一一不是依靠一次性的曝光，而是持续施加压力；不是依赖少数英雄记者，而是建立多元的监督网络；不是简单揭露恶行，而是改变滋生恶行的环境。
电影中隱约提到了公民社会作为潜在的变革力量。虽然没有直接刻画，但通过公眾对报导的反应一一街头抗议、网上声援、对司法施压一一暗示有组织的公民行动可能是打破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