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天的思量，刘义隆仍然拿不定主意。.这时候，皇家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会稽长公主刘兴弟出面了，这才有了定夺。既定了由江夏王出镇，而前往辅佐的人又成了难题，刘义隆久思不得，就召见王弘、殷景仁连夜入宫，共商此事。二人心中似已早有筹划，入宫后，也未费多少唇舌，就共荐现守母孝在家的前侍中刘湛。
刘湛时年三十八，他为人不尚浮华，博涉史传，谙熟前世旧典，年少时就有宰世雄心，常自比贤相管仲、诸葛亮，但他不爱作文，不爱谈议。先帝时，彭城王义康任豫州刺史，镇守寿阳，刘湛任长史、梁郡太守，辅佐义康；其后庐陵王义真任南豫州刺史，镇守历阳，又以刘湛为长史、历阳太守，辅佐义真。其时二王皆年少，因此府州的军政大事都委任刘湛处理。
刘湛执法刚正严峻，官吏贪赃百钱，就杀了他，因此部下无不闻之股战。在历阳，时值先帝丧期，而庐陵王却违背礼制令下属摆设筵席，刘湛严词禁阻。不得已，庐陵王就令左右亲信在卧室内偷偷摆上鱼肉珍馐。遇刘湛闯入，庐陵王知道躲不过他，就命左右劝刘湛入座，刘湛正色对庐陵王说：“殿下今日不应设此筵席！”庐陵王感到惭愧，说：“天大寒，一杯酒有何伤。刘长史也不是外人。”左右奉酒至，刘湛推手阻止，说：“殿下既不能以礼自处，又不能以礼待人！”庐陵王羞惭垂头。
尽管王弘、殷景仁都力荐刘湛，但刘义隆对刘湛是否能约束住江夏王仍心存疑虑。他不是担心刘湛是否有辅佐之才，而是担心江夏王能否处得好主相关系——诸侯王是主，辅佐他的人是相。如果处不好这层关系，那么，荆州这国家的根本所在，将影响到整个社稷的安危；再说，不久将兴兵北伐以收复营阳王时所丢失的河南之地，万一荆州出了岔子，那局面将难以收拾。
刘义隆甚至想改派七弟衡阳王义季去镇守荆州。义季是自己最喜欢的弟弟，他虽只有十四岁，但他曾随自己在江陵呆了四年。派他去，再配以刘湛为辅，也许比派江夏王去更合适。
这也正是当年先帝宁肯让年仅十岁的庐陵王担任扬州刺史，也不愿把扬州交给能力有限的兄弟刘道怜：太后曾因此问先帝，道怜是你的布衣兄弟，如何不让他任扬州？先帝说：“寄奴于道怜，还有什么可爱惜的？但扬州是国家根本，事务繁多，这不是道怜所能胜任的。”太后又说：“道怜年过五十，难道不及你十岁儿吗？”先帝回答说：“车士虽任扬州，但事无大小，皆由寄奴亲断；而道怜年长，他若不能亲断扬州事务，将影响他的声望。”——车士，庐陵王的小名。听了这话，太后才不再坚持。
现在若改任衡阳王，政务由刘湛主持，衡阳王也可跟着刘湛学一学吏治，将来或可大用；而由江夏王镇守……江夏王为人骄奢，他若不买刘湛的帐，其结果又会怎样？但无论如何，会稽长公主已出面，况且，依兄弟行次，也应该由江夏王镇守。再往好处想，环境造就人，这也正好锻炼锻炼他。
事情或可往好处想，但方方面面又不可不预防。
就在江夏王离京赴任的前一夜，刘义隆知道自己既是一位帝王，也是一位兄长，于是他就亲笔写下了一封长信，从生活起居、待人接物，一直到判案决疑，甚至连自己若遇不测之事江夏王则该如何敬顺“行周公之事”的兄长彭城王，都一一嘱咐到：
“你在十七之龄就亲历方镇。如今天下艰难，家国事重，我辈虽说是守成，实际上也不易。国家之兴衰安危，都在我等身上，怎能不感念大业，深惧重任？今既临别，将来相聚之日不多，再难如往日当面规劝；你应深自磨砺，凡事三思而后行。开诚布公，待人公平，礼贤下士，善待佳朋，识别贤愚，鉴察邪正，这样才能尽君子之心，收下人之力。
“你生性聪颖，有日新之美；但在德业方面还嫌不足，这一直是我深感遗憾处。你性情偏激，袁太妃也如此说。一旦性情偏激，往往一意孤行，这最易坏事。你应慨然立志，多加自我抑制。
“现在粗列十余事——远大者或细碎者也不能一一说到，你到江陵后可细细阅读。
“礼贤下士，是圣人训诫；骄奢浮夸，是先哲所非。豁达大度，是汉高祖之德；猜忌偏激，是魏武帝之累。《汉书》称赞卫青：‘大将军遇士大夫以礼，待小人有恩。’西门豹性急，佩戴韦以自缓；董安于性缓，佩戴弦以自警。关羽张飞，性同偏激；言谈举止，深以为鉴。
“他日我若遇不测之事，太子年幼，彭城王应行周公辅佐之事，你不可不尽敬顺之理。你若有异见，应私下进言；若显露张扬，则千万谨慎！到了那时，国家命运都取决于你和彭城王二人。勿忘我言！
“今已增加袁太妃供奉之资，足够诸方面费用，此外无须再有所求；你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俭，更美。
“荆州地域辽阔，事务繁多，你常应早起，接待宾朋，不要有所留滞。判紧急事务毕，然后可入内问讯，观颜色，审起居；问讯完毕即出，不须久停于内，以免荒废众事。午后及夜晚，自有余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