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缴单像两片挥之不去的阴影，贴在李桂兰的心上。她尝试着去找居委会，那个曾经充满革命标语、现在墙上只挂着几面褪色锦旗的办公室。接待她的妇女主任，一边打着毛线，一边用程序化的语气重复着“困难是暂时的”、“要理解国家的难处”，最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让她填“特困家庭补助申请”，那表格复杂得让她眼花，而且“批下来也不知道啥时候，还得公示”。
她又硬着头皮去了趟厂里的“留守办”。昔日热闹的办公楼如今冷清得像座鬼楼，只有几个无所事事的管理员在喝茶看报。听她说明来意，一个翘着二郎腿的中年男人嗤笑一声：“李师傅，厂里现在连留守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哪还有钱管这些？电业局、自来水公司又不是咱厂开的，我们说话不好使啊！”那语气里的幸灾乐祸几乎不加掩饰。
正当她山穷水尽，对着空荡荡的米缸和角落里那几个空药瓶发呆时，妹妹李桂香来了。
李桂香比她小五岁，打扮得与这灰败的筒子楼格格不入。烫着时兴的小卷发，穿着一件看起来质量不错的仿呢子大衣，虽然颜色有些艳俗，但在这片灰暗中已算扎眼。她手里拎着一小兜看起来不太新鲜的苹果，一进门，那略显刺鼻的雪花膏香味就冲淡了屋里的药味。
“姐，你这脸色咋这么差？”李桂香把苹果放在桌上，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屋里扫了一圈，从掉漆的家具看到李桂兰身上那件袖口磨出毛边的旧毛衣，眼神里飞快地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优越感和嫌弃。她自顾自地坐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旧藤椅上，叹了口气：“唉，我也听说了，姐夫那边……唉，这男人靠不住，苦的就是咱女人。”
李桂兰没接话，只是默默给她倒了杯白开水。杯子边缘有个小小的缺口。
李桂香端起杯子，没喝，又放下，身体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做出推心置腹的样子：“姐，我知道你难。小梅要上学，你这病也得治，哪哪不要钱？光靠死熬哪行？”她顿了顿，观察着李桂兰的表情，见她沉默，便继续道：“我认识一个人，搞‘民间互助基金会’的，可不是旧社会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高利贷啊！人家是正规帮忙，利息低，放款快，手续也简单。就是帮咱们这些临时有困难的人过渡一下。”
“基金会？”李桂兰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本能的警惕。她听说过这东西，街坊间传得很邪乎，好像跟旧社会的印子钱差不多。
“哎呀，跟你想的不一样！”李桂香仿佛看穿了她的心思，拍了一下大腿，“现在国家都允许民间资本流动了！人家这是互助！比银行快多了，银行那门槛，咱够得着吗？你看对门老王家，上次他儿子结婚急用钱，就是从那儿借的，没几天就批下来了，现在不也好好的？”
她看着姐姐将信将疑、却又被现实逼到墙角的神色，语气更加“恳切”：“姐，我是你亲妹子，还能坑你？就是看你现在太难了！先借点应应急，等姐夫寄钱回来，或者厂里有点啥说法，不就还上了吗？也就是一两个月的事儿。总比被停水停电，让孩子跟着遭罪强吧？小梅眼看就要考学了……”
她的话语像涂了蜜的钩子，精准地勾住了李桂兰内心最脆弱、最焦虑的地方——女儿，以及眼前这过不去的坎。那句“亲妹子”更是带着血缘的绑架，削弱了李桂兰最后的防线。
李桂兰看着妹妹那张因为涂抹了廉价化妆品而显得有些不真实的脸，看着她眼神里那份过于热切的“好意”，心里乱成一团麻。她知道这可能是个火坑，但身后就是悬崖，她还有得选吗？妹妹话语里的那丝闪烁，被她自动归结为是对“新生事物”的不确定，而非欺骗。在绝境中，人总是愿意相信那根看似唯一的稻草。
她张了张嘴，干裂的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极轻极轻地问了一句，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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