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是他姥爷的家，是他姥爷家好几辈人养马攒下来的家产。解放了，陆陆续续搬进来好多人家。起初还交房租，很快合营了，也没人交房租了，只不过他家还占着院中的两间正房。再后来，没落贵族后人的父亲认识了在北大读书的母亲。父亲的家最早在安定门方家胡同50号，一整套大院子，父亲一个人就住了相当于后来的三室一厅。运动来了，爷爷奶奶全家被下放到东北老家，房子被收走了，十多岁的父亲也跟着去了乡下，在海城老家的一个村子里读了几年书，然后就种地了。
恢复高考的第三年，父亲一家人平反后返京，爷爷已经过世了。奶奶带着大姑与父亲回来之后，方家胡同的那套四合院也早已物是人非。房契早就不知丢到哪里去了，没有房契无法要回房子，好在政府照顾给了豆腐池胡同的两间小耳房，娘仨个就住在那两间永见不到阳光的小屋内。大姑很快把自己嫁了出去，而父亲凭着深厚的文化课功底考上了大学，常年住在学校宿舍里不回家，直到大学毕业被分到京城出版社做编辑，然而还是没有房子，只有出版社集体宿舍里的一张床成了父亲的新家，周末回家看奶奶，从不留下吃饭。享受过贵族生活的父亲实在无法容忍自己居住在像耗子洞一样的耳房中。
直到再次遇见了母亲。母亲是父亲的大学同学，上大学时就喜欢上了外表儒雅深沉又忧郁的父亲，还不顾矜持地向父亲表白过，但父亲内心看不上母亲的出身，觉得母亲粗俗，委婉地拒绝了。母亲毕业后分到京城的一所高中教书，一次因学校印刷书籍到出版社再次见到了父亲，两人闲话中得知母亲的父母已过世，做为独生女的她一个人住着两大间正房，还是朝阳的。
那个时代在京城一人拥有两间这样的房子，简直就是富豪。被房子折磨了太久的父亲当即就向母亲表白，母亲喜出望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