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为谥号，据《逸周书·谥法解》记载，“中年早夭曰悼，恐惧从处曰悼”，这一谥号既点明了曹昂英年早逝的悲剧，也暗含了对他牺牲的惋惜。
曹丕对曹昂的追封，并非单纯的兄弟情谊，更有深层的政治考量。
一方面，曹丕通过追封曹昂，向天下人展示自己“重情义、尊长兄”的形象，以缓解“夺嫡之争”后宗室内部的紧张关系——毕竟，在夺嫡过程中，曹丕对曹植、曹彰等兄弟多有打压，追封曹昂可以塑造“兄友弟恭”的假象，赢取士人与百姓的好感；另一方面，曹丕此举也是在强化“长子继承制”的合法性——曹昂作为长子，本应是合法继承人，他的牺牲让位于自己，追封曹昂，实则是在暗示自己的皇位继承同样符合宗法伦理，具有不可动摇的正统性。
魏明帝曹叡即位后，对曹昂的追封进一步升级。
太和三年（公元229年），曹叡下旨将曹昂的爵位从“公”提升为“王”，追谥为“丰悼王”，并扩大了曹昂的封地范围，将沛国的部分县邑划入其中。
曹叡此举，背后同样有着政治深意。
彼时，曹魏政权面临着蜀汉与东吴的外部威胁，内部则存在“宗室衰弱、士族专权”的隐患——司马懿、陈群等士族大臣的权力日益膨胀，宗室子弟却因曹丕时期的打压而缺乏实权。
曹叡追封曹昂为“王”，既是对先祖的尊崇，也是在提醒宗室子弟：唯有像曹昂一样“忠勇报国”，才能获得皇室的认可与重用；同时，也向士族阶层传递信号：曹魏皇室重视“道义”与“宗室情谊”，希望士族能与皇室同心同德，共守基业。
除了追封爵位，曹魏政权还将曹昂纳入皇家宗庙，使其享受历代皇帝的祭祀。
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记载，太和四年（公元230年），曹叡下令在洛阳的皇家宗庙中为曹昂设立牌位，与曹操、曹丕等先帝一同接受祭祀。
每次祭祀时，皇帝需亲自上香行礼，文武百官陪同，仪式极为隆重。
将曹昂纳入宗庙，意味着曹魏皇室正式承认了他“皇室核心成员”的身份——即便他未及登基，也未实际参与政权建设，却凭借着“让马救父”的义举，成为了曹魏皇室精神上的“守护者”。
这种祭祀制度，不仅延续了整个曹魏时期，甚至在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司马炎仍下令保留曹昂在曹魏宗庙中的牌位，以彰显自己“承魏禅晋”的正统性，同时也对曹昂的德行表示敬重。
曹昂的故事，不仅在曹魏政权内部被不断传颂，更在后世的史书、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西晋史学家陈寿在编撰《三国志》时，虽未为曹昂单独立传，却在《武帝纪》《后妃传》《武文世王公传》等篇章中多次提及他的事迹，尤其对“宛城让马”的细节进行了详细记载。
陈寿在评价曹昂时，虽未直接发表议论，却通过引用袁忠“子修仁孝笃实，有古之君子风”的评价，间接表达了对曹昂的认可。
在《三国志》的影响下，后世史学家对曹昂的评价多以正面为主——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提及宛城时，特意注明“此处乃魏武帝长子曹昂战死之地”；唐代房玄龄等编撰《晋书》时，也在《礼志》中记载了西晋皇室祭祀曹昂的事迹，称其“忠勇可嘉，为万世表率”。
到了宋元时期，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曹昂的故事开始从史书走向民间，成为话本、戏曲的重要素材。
元代杂剧家关汉卿曾创作《邓夫人苦痛哭存孝》，其中虽以唐末李克用之子李存孝为主角，但“长子救父、战死沙场”的情节明显借鉴了曹昂的事迹；明代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更是对“宛城之战”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绘，详细刻画了曹昂“让马救父”的过程，将其塑造为“忠勇孝悌”的典范。
在《三国演义》第十六回“吕奉先射戟辕门，曹孟德败师淯水”中，罗贯中写道：“曹昂见父伤重，弃马与操，曰：‘父可速去，儿当断后！’操含泪上马，回顾昂与安民，已死于乱军之中。”
这段文字虽在细节上与正史略有出入（正史未明确记载曹昂“弃马”的对话），却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感染力，让曹昂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此后，在明清时期的戏曲、评书、小说中，曹昂的故事不断被改编、演绎，成为民间文化中“忠义”形象的重要代表。
为何曹昂的故事能跨越千年，始终被后人铭记？
这背后，是他的事迹与中国传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