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又不是把兵备道的文官杀了几个，根本就不会多管。”
他说的虽然相当隨意，也很残酷，但不得不说还是很实在的。
大明朝的文官看待官兵死伤，无非就是死一大帮不重要的丘八兵而已，死多少都於他们无所谓。
甚至不只是他们对待官兵如此，他们现在比过去还狠，哪怕死几百几千个百姓都无所谓的程度。
崇禎十六年的时候，山西有闹过一场较大的匪患，李自成曾经的一个魔下標总带了一伙酒厂失业工人，就造了反，杀了一个县十几个官兵，然后躲到了大山。
这样的大事在兵部竟然没有被视作大事，甚至最后呈送到御前的，是陕西巡抚刘国栋上的疏言。
此事在当时闹到很多兵部下级官员丟了官位，並且还拿办了一个兵部侍郎丟到天牢判了死刑，只不过这是一种新制度下的风气，皇帝哪怕震怒，做了很大的责罚，兵部的风气也没能改变多少。
这样的情况在监军这里，也是拿来劝说孙传庭，可是先上报再说，没准兵部那帮官员又不拿此事做文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