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两点：第一就是宋每年要付给辽几十万岁币，这笔白给的巨款，被辽用来购买大量宋货，对冲掉了不少的差额；第二就是辽也有主力出口的东西，就是羊肉。宋国每年要花费巨资向辽国采购几十万头肉羊，又是平衡掉辽宋贸易差额中的大部分。
当年秦刚一力促成天津寨建立，最早是为了交易双国在明面上禁止的粮食与战马生意。后来的两地官员没那么大的胆子，慢慢回归了传统的商品交易。
这样一来，不仅原先大宋的丝绸、茶叶及瓷器形成压倒性的优势，而且流求那里运来的白酒、霜糖以及南洋更丰富r 商品，全都成了辽国贵族无法抵御的需求。即使流求商人同样敞开需求，吃进辽国可以卖出的大批矿产、毛皮与药材等，但也无法抵销之间的巨大差额。
所以耶律和鲁斡不问事，而当时的三司使马人望无论如何严格管理、查处贪污走私，但也无法扭转官府营收的不断下降。
尤其突出的便是：辽国的钱荒越来越严重。
本来辽朝自铸的铜钱又少又差，大家都不爱用，边境贸易只通行宋钱。大笔的贸易交易中铜钱不够用，就只能退回到以物易物的方式。
但是，交易商品种类多了后就麻烦了。因为卖毛皮的人未必需要白酒，就算东西愿意换了，也会因为未必等值而产生种种麻烦。
幸好在流求与倭国九州的金银矿支撑下，海商们便使用起携带方便的金铤、银铤，而它们大多都出自于颇有信誉的四海银行。
秦刚当年在高邮丁忧时，就曾让谈建带人研究并筹备发行“四海钱引”。
事实上，古人的聪明程度超乎想像：这批中国最初的金融专家们，拥有着丰富的钱庄实践经验，再加上秦刚的专业点拨，他们便迅速掌握了货币的根本含义。既充分领会到纸质货币的绝对优势之外，也弄明白了之前交子推广失败的原因：其一是官府发行缺乏规划，不是为了市场需要，而是为了自己缺钱而印发，从而导致交子泛滥；其二是官府缺乏信用担保手段，在交子泛滥引起贬值时，更没有应对措施，反而共同参与了对百姓与商贾利益的掠夺。
之后秦刚因为出事而无法进一步指导，谈建只能依靠自己的实践摸索，一步步推进。
四海银行先在各地努力推广金银铤，一是建立起自身的信用，二是以它们摸清市场对大额交易的真实需求。接下来，四海钱引便以金银铤的替换券的形式出现：
商人在甲地将大批金银铤先兑成钱引，便于携带。到了乙地后，再将钱引兑换成金银铤用于交易。这种异地通兑的便利性，让商人很容易就接受了四海钱引。
之后，四海银行一方面保障钱引随时可兑成金银铜钱，同时也会在兑换时收取一定手续费。而一部分商人意识到：如果让交易对方也接受钱引的话，他们则会省下可观的手续费。
秦刚从辽阳回到流求时，先是了解到四海钱引已经得到了流求商人的普遍应用，然后更是惊讶地发现，在没有国家意志的加持、也没有成型的金融秩序保障的情况下，谈建这批最原始的金融专家们，实际上已经摸索出一套“以金银铤为储备金标准”的纸币发行方式。甚至他们还通过严谨的试验与精细管控，摸索出钱引发行数额与金银铤储备之间的安全比例系数，以确保钱引不会滥发而引起贬值的大问题！
秦刚明白，很多事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大，而且对货币相关的金融手段，他虽然拥有超越当下的见识与常识，但在实际运用中，未必会比谈建他们高明多少。所以，他还是放手让谈建自行负责，在那时希望他做好各种准备，等待着条件成熟后，可以将钱引推广到辽国去，从而可以发动起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货币战争”！
回到南京道的官员这边，三司使马人望对大辽国忠心耿耿，本着自己“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忧国忧民地谋划着未来。
在迎接新任留守耶律淳及统军使徐三两人的宴席上，马人望最终还是忍不住站出来，提及眼下南京道所面临的经济窘况，更提出了他的各种担心与忧虑，恳请耶律淳给予上任指示。
“此事不难，咱们徐统军不仅统领全道兵马军情，同时还是陛下新赐的集贤殿大学士，如此文武全才，必能为马司使想出纾忧解困的良策！”耶律淳呵呵笑着，将这事甩给了秦刚。
“王爷说笑了！徐某就只是个武夫罢了。只是学了几句诗词，那次只是去诗会上凑个人数，几则试题之中也是讨了点巧，更是陛下额外的恩宠，才赏了个虚名，实在是愧不敢当！”秦刚不慌不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