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桩“民抄董宦”的旧事，
哪一样不跟永明镇“有田必课、有产必税”的铁规矩背道而驰？
更别说董先生在朝堂上那套左右逢源的本事，为阉党题过字，也为东林写过碑，看似圆滑，实则少了抗金最需的硬气。
永明镇的船要的是能掌舵的手，不是会在浪尖写诗的笔；
要的是能扛税银的脊梁，不是靠特权占田的蛀虫。
可眼下这局面，袁公与沈公刚应下，董先生又在旁磨墨题跋，场面上的话总得递到。
李国助暗自叹口气，拱手时的笑容里，一半是敬他的笔墨，一半是知他断不会来。
这样的招揽，原就是给双方都留个体面罢了。
“董先生，方才唐突邀了袁公与沈公，也知先生志在笔墨。”
说了句场面话后，他又话锋一转，
“只是永明镇虽以实学实业立足，却也缺个能记取风云、传承文脉的先生。”
“若先生肯屈就，晚辈愿为先生设馆着述，让抗金的故事也能入诗入画。”
董其昌闻言，放下狼毫，指尖轻叩着案上的诗笺，笑眼弯成了月牙：
“弘济小友这话说得熨帖。只是老夫这双手，拿了一辈子笔，早忘了刀枪的重量。”
“你看这《观海市》诗，还得靠袁公的胸襟、沈公的胆气才有魂。”
“若换了我去调兵遣将，怕是要把‘红夷炮’写成‘红泥灶’，反倒误事。”
他顿了顿，望向窗外渐平的海面：
“永明镇的功业在波涛里，我的笔墨在宣纸上，本就是两条道。”
“倒是你们将来在澎湖、在辽东做成的事，老夫若能听着，写进诗里、画入卷中，”
“让后世知道有这么一群人在护着华夏，便不愧你我相识一场了。”
李国助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面上却更显敬重：
“先生说得是，晚辈唐突了。”
“将来永明镇若有值得一书的事，定当快马报与先生，盼先生的笔墨为后世留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