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徒府出来，我的心情异常沉重。
王允虽然对我推断出的“迁都三策”感到震惊和愤怒，但他显然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诛杀董卓这毕其功于一役的行动上，对于迁都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以及提前做出应对准备的必要性，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我知道，这不是因为他不关心洛阳的安危，而是因为他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和汉代主流价值观的影响。
在他看来，“国贼”董卓才是万恶之源，只要除掉源头，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而我那些基于逻辑推演和利弊分析的“经济账”、“止损论”，在他眼中，或许显得过于“功利”，甚至有些“舍本逐末”。
直接劝谏的路，已经走不通了。
我必须换一种方式，一种更符合他认知体系、更能触动他内心深处那根弦的方式。
我回到了那间隐蔽的小屋，开始苦苦思索。
王允这类深受大汉帝国正统思想熏陶的士大夫，他们最相信的是什么？
除了儒家经典，恐怕就是那套流传已久、深入人心的“天人感应”学说和谶纬之学了。
在汉代，上至天子，下至百姓，普遍相信天意与人事息息相关。
日食月食、彗星流陨、水旱灾异，都被视为上天对人间行为的警示或惩罚。
而各种谶语、图箓、纬书，更是被许多人奉为圭臬，用来预测吉凶、解读天命。
虽然在我看来，这些大多是牵强附会、甚至别有用心的迷信。
但此刻，它却可能成为我说服王允的最有力的武器！
如果，我能将我对“迁都三策”恶果的分析，巧妙地“包装”成一份“来自上天”的警示呢？
这个念头一出现，便迅速占据了我的全部心神。
这虽然有违我一贯信奉的逻辑与理性，甚至有些“弄虚作假”的意味。
但在这种非常时期，为了达到拯救洛阳、警醒世人的目的，或许……不得不行此非常手段了。
说做就做。我立刻开始行动起来。第一步，是寻找“天象”依据。
我需要找到一些可以被解读为“凶兆”的天文现象。
我立刻联系了石秀，让他通过玄镜台的网络，搜集近期洛阳周边以及全国各地关于异常天象的传闻和记录。
同时，我也求助于蔡琰姑娘（通过我们约定的秘密方式传递信息，请她帮忙查阅相关典籍）。
很快，一些零散的信息汇集到了我的手中：
几个月前，似乎发生过一次不甚明显的日偏食，当时并未引起太多注意。
近期夜空中，有人声称看到了“扫把星”（彗星），但具体方位和时间说法不一。
更早之前，似乎有记录提到过“荧惑守心”（火星接近心宿二）的现象，这在古代被视为极凶之兆，预示着帝王驾崩或天下大乱。
这些信息大多模糊不清，甚至相互矛盾。
但这恰恰给了我“解读”的空间！
第二步，是构建“合理”的解释，将天象与迁都联系起来。
我开始将我对“迁都三策”的分析，与这些所谓的“天象”进行强行关联，并用谶纬之学的术语进行包装：
日食：“日者，君象也。日食，乃上天示警，人君有过，朝纲不振之兆也！今董贼专权，胁迫天子，欲行废立，此乃其一！”（将日食与董卓废立联系）
彗星（扫把星）：“彗星者，妖星也，主兵戈、灾祸、革故鼎新。其出东方，直指京师，乃关东诸侯兴兵讨贼之应。然其光芒黯淡，行踪不定，亦兆示联军不协，难以成功。若太师不思悔改，反而欲挟主西迁，逃避天谴，则妖星之祸，恐将应于洛阳百姓、宗庙社稷之上矣！”（将彗星与关东联军和迁都风险联系）
荧惑守心：“荧惑者，火星也，主战乱、死亡、大旱、大火！其色赤，其性烈。昔宋景公时荧惑守心，景公忧惧，行三善而妖星退避。今荧惑再犯帝座（心宿为天蝎座，象征帝王），乃大凶之兆！若太师一意孤行，逆天而动，强行迁都，毁弃宗庙，搜刮民财，则荧惑之火，必将应验！届时，洛阳恐遭祝融之灾，千年帝都，化为焦土！此祸之烈，远甚黄巾！”（将荧惑守心与焚城之灾直接挂钩，并强调其严重性超过黄巾）
我将这些解读，用一种古奥难懂、模棱两可、却又暗藏机锋的语言风格写出来，使其更像是某种古老的谶语或预言。
第三步，是选择合适的“包装”形式。
我不能直接说这是我的推演，那只会让王允更加怀疑。
我需要将这份“天象示警”伪装成某种“意外的发现”或“高人的预言”。
我想到了几种方案：
伪造成一份从某个道观或古墓中“偶然发现”的汉代纬书残卷？
模仿某个早已去世、以精通谶纬着称的大儒（如京房、翼奉）的笔迹和口吻，写成一份“遗世谶言”？
或者，干脆将其融入到一篇看似正常的、关于天文历法考证的学术文章中，只在关键之处留下隐晦的暗示，让王允自己去“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