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磋商的结果，便是一份名为《复兴根据地与安南临时救国政府关于共同应对危机及战后重建合作框架条约》的文件。
这份文件，完美体现了顾影疏报告中提出的所有核心要素：
条约规定，复兴根据地有权在安南全境任何认为必要的地点驻扎军队，建立军事基地，安南方面需无条件提供便利并承担部分后勤补给。
根据地驻军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和司法豁免权，并负责“协助”
安南方面训练和指挥安全部队。
条约以“保障粮食安全，支援根据地抗灾”
为由，规定红河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由根据地成立的“红河平原农业展公司”
（实际由根据地后勤部门和控制）统一规划、经营和管理。
产出粮食优先供应根据地驻军和本土，剩余部分“平价”
返销安南。
安南农民沦为该公司的“合同工”
，领取微薄薪水。
安南境内的所有已探明和未探明的油气、矿产（尤其是稀土、钨、锡等战略资源），其勘探、开采和销售权，均由根据地指定企业垄断经营。
海防港、吉婆岛等重要港口及其附属设施，以“长期租赁”
形式交由根据地管理使用，租期99年，租金象征性支付。
条约规定，为“稳定安南金融秩序，便利双边贸易”
，将在安南全境行由复兴根据地银行背书的“复兴盾”
纸币，与根据地内部贡献点系统挂钩（但不完全等同）。
“复兴盾”
成为安南唯一法定货币，旧有货币一律作废。
这意味着根据地彻底掌握了安南的金融命脉，为其未来可能的掠夺埋下了伏笔。
条约附带的秘密议定书规定，安南临时政府及其后续任何合法政府，其颁布的重要法律、政策，以及高级官员任命，需事先通报根据地派驻的“顾问团”
并获“不反对”
意见。
国家安全局将在安南设立分支机构，拥有独立执法和情报搜集权。
这份条约，用文明的外衣包裹着最赤裸的掠夺和控制。
阮文泰等人并非不知这是卖国条约，但在绝对武力的威慑和个人利益的诱惑下，他们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对他们而言，能坐上这个位置，享受眼前的权力和富贵，远比虚无缥缈的国家主权和民族未来重要。
条约签订后，根据地的控制迅制度化。
为了弥补根据地兵力在广袤安南土地上的不足，同时也为了执行顾影疏“耗材化”
的指示，组建“安南国民警卫队”
（俗称安南伪军）的计划被迅提上日程。
招募工作由阮文泰的临时政府出面，以“保家卫国、恢复秩序、提供粮食”
为号召，大量征召安南青壮年。
武器装备则由根据地提供，主要是收缴和淘汰下来的旧式枪械，如五六式半自动、ak-47、以及少量老旧的rpg，弹药配额也严格控制。
这些伪军的训练由根据地派出的“军事顾问”
负责，但训练内容极其粗糙，主要强调服从命令和基础射击。
他们的军官大多由阮文泰等投降派系的心腹或根据地指定的“可靠人员”
担任。
从成立之初，安南伪军的定位就是纯粹的炮灰和消耗品：
所有可能存在残余丧尸或敌对武装的城镇、村庄、丛林，第一批进入的永远是安南伪军。
他们用生命去探明威胁，消耗敌人的弹药和精力。
在根据地主力部队的防线外围，往往由伪军驻扎最前沿、最危险的阵地，充当预警和人肉缓冲带。
镇压安南内部可能出现的反抗活动、清剿小股土匪，这些脏活累活也由伪军执行，手上沾满自己同胞的鲜血，进一步断绝了他们反正的可能性。
在没有战斗任务时，伪军部队经常被成建制地拉去修筑工事、修复道路、甚至参与资源开采，充当廉价劳动力。
他们的伤亡率极高，但在根据地控制的宣传机器下，他们的牺牲被描绘成“为安南的和平与重建做出的贡献”
，阵亡者家属只能得到微薄的“复兴盾”
抚恤。
根据地则通过这种方式，以最小的自身代价，维持着对安南广大基层地区的控制，并将安南的青壮年人口持续不断地投入战争的熔炉中消耗。
前线，王铁柱的连队得到了一批伪军补充，负责协同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