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粮和饮用水。
完成登记后，幸存者们被引导至仓库区内划分好的不同区域安置。
家庭尽量安排在一起，单身者则按性别分住大通铺。
条件简陋，只有地铺和简单的取暖设备，但至少能遮风挡雨，并且有士兵24小时巡逻确保安全。
饮食由后勤保障营统一供应：每天两顿，主要是大锅饭、汤面，偶尔会有罐头午餐肉加入，确保基本热量摄入。
几天内，收容区的人数迅突破了两千大关，并且还在不断增加。
管理压力陡增。
旅长林禹召见了参谋长周岳和几位负责后勤、政工的干部。
“情况大家都看到了。
人越来越多，不能光靠我们的人来管理日常琐事。
我们需要他们自己组织起来。”
林禹指着收容区的平面图，“按照计划，在幸存者中推动成立‘自治管理委员会’。”
很快，通过各仓库片区推举和自愿报名相结合的方式，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临时自治委员会初步成立。
成员包括一位前镇政府的基层干部、一位小学老师、一位农机站技术员、一位餐馆老板、几位看起来正直肯干的普通工人和农民，还有一位备受尊敬的老医生。
委员会的要任务是反映民意、协助管理、分配物资。
他们负责将幸存者的需求（如某区域需要更多御寒物资、有人生病需要特殊照顾、家庭失散询问等）汇总上报给军方管理层，同时也负责协助分食物、维持区内卫生、组织简单劳动等。
然而，所有关键决策权——食品配给标准、安全规定、人员调动、资源分配——依然牢牢掌握在旅指挥部手中。
委员会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
军队提供了保护和基础生存资料，自然也掌握着最高权力。
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清晰无误。
“各尽所能”
：动员所有人
正如林禹所说，“现在情况不允许有人无所事事”
。
在基本生存需求得到保障、委员会初步运转后，更重要的阶段开始了：全面动员可用人力。
除却年幼的儿童、需要哺乳的母亲以及确实因年老伤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之外，所有幸存者都被要求参加工作
旅指挥部布了明确的公告：
“新宁基地提供庇护与食物，但重建秩序与文明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为确保集体生存与展，所有有劳动能力者，均需根据自身情况参与工作。
拒不服从此项规定者，将削减其配给。”
一场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筛查与分配迅展开。
专业技能登记：之前登记的信息被快检索。
医生、护士、机械师、电工、水暖工、厨师、司机、农技人员、通信技术员……所有拥有专业技能的人被先筛选出来，直接补充进入后勤保障营、医疗队、工兵部队的对应部门，立刻开始工作。
大量没有特殊技能的青壮年，被编组成不同的劳动大队。
在工兵指导下，加固收容区设施，修建更完善的厕所、淋浴间，参与基地外围防御工事的修筑（挖掘壕沟、设置路障等）。
或负责收容区的环境卫生、垃圾处理、协助厨房工作、搬运分物资。
部分年轻、身体条件较好、经过初步政治审核的男性，被组织起来，进行最基本的军事训练——队列、体能、武器熟悉（甚至只是木棍）、纪律教育。
他们并非立即成为战士，而是作为预备力量和民兵培养。
甚至有一些胆大心细的志愿者，在经过简单培训后，组成小队，在武装士兵的保护下，前往前线附近，为正在执行清剿和巡逻任务的部队提供热食、饮水补给和简单的装备维护服务。
孩子们则被组织起来，由那位小学老师和几位有文化的幸存者负责，在相对安全的区域内进行简单的学习和活动。
整个收容区，乃至整个新宁基地，仿佛一台突然获得大量燃料的机器，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运转起来。
空气中不再只有硝烟味和腐败味，更增添了泥土翻新的气息、食堂飘来的炊烟、以及劳动时号子声。
虽然每个人都很疲惫，食物依然定量配给，但一种名为“希望”
的东西，开始在这些劫后余生的人们眼中慢慢点燃。
旅长林禹站在指挥塔上，不仅能看见远方哨点的灯火和直升机的航灯，也能看见收容区内忙碌的人影和新建工地上飘扬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