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产品，一部分供应安南本地市场，更多的则作为“根据地制造”
的商品，出口或者说返销到复兴根据地及其他受其控制的区域，赚取贡献点或换取其他物资。
这使安南的工业体系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对根据地的深度依附性，缺乏自主的核心技术和完整的产业链。
为了保障资源运输和军队调动的顺畅，连接安南北部主要矿区、产粮区与港口、边境的公路、铁路和桥梁被优先修复和升级。
这些工程由根据地工程兵部队主导，大量征用安南本地劳工，支付微薄工资或仅提供食物，既完成了战略建设，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失业问题，但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汲取安南的资源。
而在所有这些投资中，最具战略意义、也最能体现顾影疏“精准控制”
思想的，莫过于对红河三角洲农业的改造。
根据条约，红河三角洲核心区域的数百万亩良田，被直接划归由“远征”
系统直属的“红河平原农业展公司”
管理。
这家公司与其说是一个企业，不如说是“远征”
系统在农业领域的触角延伸。
原本土地上的安南农民，无论是自耕农还是前地主，一律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仅在完成公司下达的生产指标后，可以获得固定的“复兴盾”
工资和勉强糊口的口粮配给。
他们从独立的农民，变成了农业公司的“合同工”
，被编入一个个生产大队，在严厉的监管下进行劳动。
根据地提供了经过命运科技实验室基因编辑优化的“稻”
种子。
这种水稻具有惊人的抗逆性抗旱、抗涝、抗常见病害和高产特性，单位面积产量远旧时代的任何品种。
同时，海量的化肥、以及成千上万架农业无人机被调集至红河三角洲。
整个红河三角洲被划分成网格，每一块土地的数据都通过无人机和地面传感器，实时汇聚到“远征”
系统的农业管理子模块中。
系统根据数据模型，自动生成最优的灌溉、施肥、施药方案，并通过无人机编队精准执行。
农业公司的管理层和核心技术员全部由根据地派遣人员担任。
收获的粮食，在填饱本地“合同工”
和临时政府基本需求的肚子后。
绝大部分都被作为“战略储备”
和“偿付债券利息的实物资产”
，通过武装运输队，源源不断地运回复兴根据地。
红河三角洲，这个昔日的“安南粮仓”
，如今彻底变成了林禹战争机器和金融体系的“营养液输送管”
。
在这一系列组合拳下，安南临时政府的权力性质和结构也在悄然生着深刻的演变。
最初，阮文泰等人还试图在某些非核心领域保留一些自主决策的影子。
但随着根据地投资的涌入，特别是“行政管理津贴”
的放，临时政府的官僚体系迅腐化并加深了对根据地的依赖。
他们很快现，自己的“权力”
并不来源于治理安南民众的能力或民意支持，而是完全来源于能否让根据地满意，能否高效地配合完成资源掠夺和秩序维持的任务。
他们的角色，从最初或许还带有一丝“曲线救国”
幻想的政客，彻底沦为了依附于根据地庞大躯干上的“买办”
阶层。
他们的主要工作变成了：
协助镇压反抗，利用对本地情况的熟悉，帮助国家安全局和根据地驻军甄别定位、清剿抵抗组织。
维持表面秩序，管理日益庞大的安南伪军和警察队伍，用于弹压底层民众的不满和零星的抗议，
确保资源开采和农业生产不受干扰。
充当缓冲层，所有来自根据地的苛刻命令、物资征调、劳工招募，都通过临时政府的名义下达。
这使得安南民众的怨气先指向了阮文泰政府，而非幕后的根据地，有效转移了矛盾。
文化粉饰，按照根据地宣传部门的要求，临时政府控制的媒体开始大量宣扬“复兴根据地无私援助”
、“共同抗击末世”
“
在根据地帮助下恢复生产生活”
等论调，极力淡化条约的不平等性，将根据地的掠夺描绘成“必要的合作”
和“通往复兴的唯一道路”
。
国家安全局则隐身在幕后，通过“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