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重文的目光扫过全场，看到不少人，包括之前一些持中立态度的同志，都露出了深思和认同的表情。他知道，火候到了。
他稍微放缓了语速，但分量更重，话语中充满了对陈朝阳毫无保留的信任与支持：
“朝阳同志这个人，我是了解的。
从他在华北独当一面，到朝鲜战场带着暂编装甲师打出威风，再到如今在学院搞教学。
他有时候说话是冲，是直接，可能不那么‘好听’。但是，”
“他每一次的判断，都是基于大量调查研究，基于对敌我态势的深刻洞察。
他敢说真话，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正是我们军队需要的宝贵品质。
我们要保护的，就是这种敢于直面残酷现实的清醒。
我们要坚决防止和纠正的，是那种因为和平空气而滋生的麻痹思想，是那种‘右’的倾向！”
他最后站起身，一锤定音：
“总参的意见很明确：朝阳同志的报告，核心观点是正确的，是及时的，是对全军的有力提醒。
各部队，必须以此为鉴，统一思想。
要明确告诉所有指挥员：谈判越是深入，战备越要加强。
谁敢因和谈松懈战备，导致部队受损，就是渎职，就是犯罪，严惩不贷。”
决议已下，尘埃落定。
会场内先前紧张对峙的气氛为之一松，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凝聚起来的决心。
罗重文的这番表态，不仅干净利落地撇清了加在陈朝阳身上“极左”的污名，更以雷霆之势统一了高层思想，为他所赏识的这位年轻将星的未来之路，扫清了一道关键障碍。
七月的苏北，天地间像个巨大的蒸笼。
毒辣的日头毫无遮拦地炙烤着大片泛着白霜的盐碱地。
在桃源县境内新规划的一条主干渠工段上，焦躁的情绪正在数千民工中蔓延。
渠道的雏形已经挖开，但关键的“精平”阶段却卡了壳。
现场指挥、副县长冯大勇看着眼前几份相互矛盾的数据，头皮一阵发麻。
他手下几个年轻技术员，正为了一段不到五百米渠道的坡降吵得面红耳赤。
“绍文同志，按你昨天测的这个标高往下挖，水流到前面那个洼地绝对就停住。
这不成死水潭了吗？”
年轻的技术员王清新指着图纸，额角的青筋都微微凸起。
他刚从省水利学校毕业不久，满脑子都是书本上精准的水力学公式，无法容忍任何可能影响工程效果的误差。
他对面，年纪稍长、戴着厚重眼镜的徐绍文技术员扶了扶镜框，脸色同样涨得通红，指着另一组数据据理力争：
“清新同志，你测的那条线更危险。
照你那陡峭的坡度，水冲下来比脱缰的野马还快。
这新夯的土堤根本经不住冲刷，不出三天就得垮塌，这个责任谁负？”
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争吵声引来了更多技术员和民工的围观。
问题的核心，直指工地上那几台命根子似的测量仪器。
整个桃源县工段，就指着这三台“老爷兵”：
一台是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老古董“沪光牌”，镜筒里的水准泡浑浊不堪，调焦螺旋松得打滑，用它观测，远处的标尺刻度都带着重影。
另外两台是从省水利局仓库角落里翻修出来的鬼子造水准仪，精度本就有限，更糟糕的是，在苏北昼夜温差和弥漫性风沙的折磨下，
它们的转向轴套磨损严重，稍微一动就发出“嘎吱”声。
技术组长周明理，一位头发半白的老资格技术员，被夹在中间，一脸愁苦地对着匆匆赶来的冯大勇指挥解释：
“冯指挥，真不是绍文和清新他们工作不细致，也不是我们内部不团结。”
他无奈地拍着手里那台鬼子水准仪的木质支架，
“是这些仪器本身的系统误差就太大了，沪光牌老了，鬼子也快散架了。
您看这大太阳底下一晒，金属胀缩，读数能飘出去一截；
早上凉快时测一次，中午最热时再测一次，结果能差出十几公分去！
这……这根本不是人力能统一的，没法给施工提供准确的依据………”
冯大勇何尝不知这些情况。
他早就向苏北专区打了紧急报告，请求协调几台精度可靠的仪器，或者派个水平更高的技术小队来支援校准。
但专区后勤科科长的回复让他心里凉了半截：
“大勇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