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只会算些简单的账目。”
他话锋一转，目光扫过全场，“方才听诸位高论，多言漕运之稳，海运之险。”
“赵某想问一句，这稳.....代价几何？”
“这险......又是否可控？”
赵牧说罢，却也不等众人回答，便自问自答般说道：“漕运维系南北，功不可没。”
“然沿途闸坝林立，纤夫万千，损耗几何？”
“各级盘剥，成本几何？”
“遇天旱水浅，河道淤塞，延误时日，损失又几何？”
“这些，想必在座诸位掌管地方庶务的先生，比赵某更清楚。”
他语气平淡，却句句戳在漕运弊端的痛处，一些了解内情的官员和商人不禁微微颔首。
“至于海运之险，”赵牧继续道，“风浪海盗，确是威胁！”
“然，为何有海盗？”
“皆因利之所驱，无法无天。”
“若朝廷水师强盛，能靖海波，护商路，此险可减大半。”
“再者，诸位可知，一艘海船载货，堪比数十辆漕车？”
“顺风之时，自岭南至登州，不过旬月，比之漕运动辄数月，孰快孰慢？”
“时间，亦是成本！”顿了顿，赵牧看着那些面露不屑的文人，忽然又振声发问道：“赵某敢问诸位，若有一种法子，能让江南稻米更快，更便宜地运至关中，让关中百姓餐餐能见白饭，让长安物价为之平抑！”
“那么此法，是善是恶？是利国还是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