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那些无法被标准汉语完美转译的表达——"噈喺"、"咗"、"唔啱"等——构成了德勒兹所说的"少数文学"特征：语言的高度解域化。这些方言成分如文化飞地，在标准语的包围中坚守差异性的权利。
诗歌形式上也体现出抵抗策略。全诗没有使用任何标点符号，依靠粤语自然的语流断句，这种形式选择是对标准书面语规范的挑战。诗句长短不一，最短两字，最长六字，形成如乞丐步履般蹒跚的视觉节奏。这种"非诗之诗"的形式，与内容上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形成美学统一。
诗中展现的抵抗美学令人想起雷蒙·威廉斯对"情感结构"的论述：特定群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体验，往往通过方言等非主流表达获得最真实的呈现。当标准汉语日益成为中产阶级趣味的传声筒时，粤语诗歌可能成为保存底层情感结构的最后堡垒。在这个意义上，《乞衣同玫瑰》不仅是一首诗，更是一种文化抵抗的实践。
结语：
树科的《乞衣同玫瑰》通过粤语诗学开辟了当代诗歌的新可能。在这首诗中，方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认知世界、抵抗异化的存在方式。那些被标准汉语过滤掉的底层经验，在粤语的声调转折间获得重生。乞衣与玫瑰的相遇，不仅是两个阶层的偶然碰撞，更是两种语言美学的必然对话。当普通话诗歌日益精致化时，这样的方言写作提醒我们：真正的诗也许就藏在那些"邋遢咗"的语言角落里，等待被重新发现。
这首诗最终告诉我们：玫瑰可以不是花，正如诗歌可以不是标准汉语。在语言与存在的边界上，总有一些事物拒绝被归类，而正是这些"异质成分"，让诗保持永恒的挑衅姿态。方言诗学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守护这种挑衅的权利，让"唔喺"这样的否定式，永远悬置在文化认同的确定性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