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返回原点，实则每个"边度"都是新的存在境遇。相较于艾略特《四个四重奏》"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的西方时间观，树科的表达更具方言特有的虚实相生之美。
在音韵层面，"返"的阳上声（faan2）与"去"的阴去声（heoi3）形成声调对位，构成声音的往复运动。这种声韵结构，恰似岭南建筑中的镬耳屋，通过曲线造型消解直线运动的单调性。当诗人宣称"边度有边度/边度冇边度"，实则以方言的否定句式，完成了对海德格尔"向死而生"命题的岭南式改写——存在的本质不在于追寻终点，而在于体验"边度"之间的永恒过渡。
3.2有无之辨的口语禅机："冇边度"的存在论
末节"冇边度"的宣言，将禅宗"本来无一物"的顿悟，转化为粤语特有的虚实相生。在岭南民间信仰中，"冇"（ou?）既是匮乏的表述，又是丰饶的隐喻——正如粤语俗谚"冇得冇失"，"冇"字在否定中孕育着新的可能。诗人通过"有边度/冇边度"的设问，将《道德经》"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宇宙生成论，压缩为方言口语的瞬间顿悟。
这种"以俗言证大道"的创作策略，可追溯至寒山诗的口语禅机。但树科的突破在于，他将岭南渔歌、木鱼书等民间文艺的叙事基因，注入存在主义哲学的思辨框架。当"冇边度"的宣言在粤语九声中震荡，我们仿佛听见惠能"菩提本无树"的偈语，在珠江三角洲的季风里获得新的回响。
结语：方言诗学的范式革命与存在论突围
《灵魂三问》以粤语为棱镜，在"宇宙-个体-族群"的三维坐标系中，完成了对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岭南转译。其价值不仅在于延续了"木鱼书龙舟歌"等岭南口传文学的智慧，更在于创造性地将禅宗顿悟、道家宇宙观、存在主义哲学熔铸为新的诗学范式。这种"大俗即大雅"的创作实践，为汉语新诗提供了重要启示：当方言不再是地域文化的残存物，而是成为解构语言霸权的先锋武器，汉语诗歌便获得了突破雅俗界限、直抵存在本质的可能。
在全球化与地域化博弈的当代语境中，树科的方言诗证明：真正的先锋性不在于对西方理论的亦步亦趋，而在于激活传统语言资源的当代潜能。当"我系边个"的追问在粤语九声中回响，我们听见的不仅是岭南大地的文化基因，更是汉语诗歌突破现代性困境的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