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抒发离散经验，而树科用方言锚定文化认同，其"当归"隐喻比"邮票"意象更具本体性追问。诗中"唔冇俾仔孙仲做当归"的世代警示，与霍米·巴巴"文化的定位永远处于重译过程"的后殖民理论遥相呼应。这种通过方言进行的文化治疗，在全球化语境中创造出列斐伏尔所谓的"抵抗性空间"。
五、余论：方言诗学的现代性困境
《当归噈要归嚟》的文本张力恰恰源于其现代性悖论：用最地域性的语言表达最普世性的关怀。这种困境令人想起帕斯"诗人是专业的业余爱好者"的论断——树科必须既是粤语专家，又要超越方言局限。诗中"补补"的重复使用，既是对儿童口语的模仿，又是对治疗周期性的暗示，这种多重编码展现了方言诗歌在当代的生存策略。
在数字时代方言濒危的背景下，这首诗的写作本身就是一次文化救赎行动。如同本雅明所说"翻译是作品的来世"，树科的粤语诗作或许预示着汉语诗歌新的发展方向——在标准语的帝国版图中，方言诗歌如同精神当归，召唤着离散的文化记忆重归心海。当诗人在沙湖畔写下这些文字时，他完成的不仅是个人抒情，更是一场静默的文化抵抗运动，其中每个粤语词汇都是重新生长的文化神经元，在音韵与意象的共振中，完成着修补华夏心海的宏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