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郑氏内部主战派动摇，主和派得势。
以强大的军事压力为后盾，配合经济、文化之策，迫其认清形势，最终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或在我方掌握绝对主动下的和谈归顺。”
在奏折的最后，韦小葆总结道：“此三策，经济为脉络，文化为魂魄，军事为筋骨，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看似迂缓，实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之正道。
若能持之以恒，快则一二年，慢则年，必可使台湾上下归心，兵不血刃，或仅以极小代价，永绝东南海疆之患，使台湾宝岛真正成为我大清东南之屏障，而非肘腋之巨患！”
奏折递上，韦小葆便在家中静候。
他知道，这份融合了经济战、文化渗透和心理威慑的“融合方略”
，对于习惯了非战即抚、线性思维的大清君臣而言，不啻于一记重磅炸弹。
它挑战了传统的平叛逻辑，其复杂性、长期性和对“王道”
“德化”
表面下的权谋算计的直白阐述，必将引来狂风暴雨般的质疑和反对。
然而，他相信，以康熙的雄才大略和对长远利益的考量，一定能看出这份方略中蕴含的深远智慧和更低的整体成本。
风暴即将来临，而他，已经做好了在朝堂之上，为自己这越时代的构想，进行另一场艰苦辩护的准备。